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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习近平主席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一个重要批示中指出：城市规划乱象由来已久，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城市建设出现的贪大、媚洋、求怪现象，是典型的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折射出一些领导干部扭曲的政绩观，要下决心进行治理，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强化创新理念，让我们的城市更好的体现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
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仇保兴副部长指出：一些城市已经很难找到层次清晰、结构完整、布局生动、充满人性的城市文化形象。
有的专家学者指出：不少中小城市模仿大城市，至今应把高层、超高层建筑当做现代化的标志，寄希望于在短时间内拥有更多“新、奇、怪”的建筑。现在一些城市用殖民文化的方式让城市改头换面，这种殖民式文化不能与我们的传统城市文化相统一，反而让城市都穿上了洋马褂。
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变大、变新、变洋，热衷于建设大广场、大草坪、大水面、景观大道、豪华办公楼，整个都是西方城市规划的翻版和克隆。
有的专家学者指出：当下中国的城市发展的误区是，一味地在所谓的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地相互抄袭和克隆。北京中关村在复制“硅谷”、上海陆家嘴在复制“曼哈顿”，很多城市现在都在成为西方城市的翻版和盗版，中国城市在塑造自身城市特色和品格的道路上与城市的终极理想背道而驰，愈行愈远，不仅如此，许多城市的决策者和城市人浑然不觉，并麻木不仁地在复制的快感中狂欢作乐。
有的专家学者指出：跟风和赶时髦是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毛病。在城市建设上有一个误区，那就是严重的忽视广大市民的需求，而一味地大搞所谓的与“国际接轨”，于是国际大都市风、CBD风，一阵接着一阵刮，每一次狂风之后，城市的个性和特色就被磨平一次，并留下了许多“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其中许多又成了垃圾工程和烂尾工程，他们几乎都无情地成为了城市脸上的“粉刺”和身上的“伤疤”。
可见中国城市规划盲目西方化已经到了让人难以容忍的程度。近年来因为城市规划盲目西方化，使我们的城市都变成了西方的翻版城市、临摹城市、山寨城市、克隆城市，让我们的城市看不清是中国的城市，还是西方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建设让我们找不到中国城市的感觉，找不到中国城市文化的氛围，找不到中国城市文化的自信，找不到中国城市文化的信仰，找不到中国城市文化的精神。因为城市规划盲目西方化，从而导致的中国城市化建设盲目“扩张式”发展，盲目“摊大饼式”发展，盲目“贪大求洋式”发展，盲目“粗犷式”发展，这种盲目发展已经把中国城市化发展拖入了一条错误之路，拖入了错误发展的深渊。如果我们在城市规划盲目西方化的道路上不悬崖勒马，我们的城市化前途将不堪设想。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城市化建设，西方各种规划思潮大规模的涌入，也伴随着铺天盖地而来的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西方社会形形色色的规划理论和流派劈天盖地而来，规划思想光怪陆离，使得一些并不成熟的中国城市规划难免眼花缭乱；与此同时，我们的城市规划失去了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城市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城市文化内涵的探索，放弃对城市文化自信的坚守，显然是对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一种误解与叛逆。在很多城市规划中对于各自城市的独特文化，没有一种明确的认识；对于城市的特色文化，不自觉，不自重，不自强，不自信，导致对城市特色文化在规划中难以显现，这种对城市特色文化价值的漠视和无所追求，正是对西方规划思潮的盲目崇拜，而产生了“全球化”（伪全球化）与地域文化激烈碰撞和冲突。
我国城市规划的盲目西方化主要表现在：
（1）、规划理论的盲目西方化。
城市规划应该能够积极地和创新民族文化和城市的特色文化，可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几乎没有复合中国本土性城市形态规划的系统理论说明，也没有与本土性文化相适应的城市规划主张与规范。几乎相关的理论认知，包括空间、尺度、符号说明等都多以引用西方规划思想为荣，完整的将西方的规划理论复制到中国的城市规划中来，而没有构建城市本土化的城市规划理论。城市规划还没有形成认同城市主题文化理论与中国式城市规划理论的创新，还是完全采用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
中国城市规划受西方规划理论的极大影响，却总是抄袭和翻版，对西方规划理论的照搬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现实中西方规划理论也在不断地出现错误。西方的功能主义和机械主义的规划思想，把建筑与城市的内涵，机械的分割为功能与形式，推崇将城市划分为单一功能的二维地块以及方格网式道路系统，土地可以被均质化地理解，从而进行均质化下的划分与切割。如此，土地和城市不再是生命的有机体，土地上的文化和城市文化被切断，形成物质和文化的分离，这种规划思想极大破坏了原有城市的文脉和肌理。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将城市的空间载体和文化内涵完全剥离，导致城市空间与传统城市文化之间的延续性、关联性被完全打破。城市规划的盲目西方化，使中国的城市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千城一面”和“特色危机”。城市文脉和肌理被彻底割断。中国有些城市推行的“洋人规划”和“洋规划”是丧失民族个性、丧失民族城市特色的城市规划。当代中国有663座城市，未来十五年可能要达到1500座城市，城市发展中的一切变化，都需要中国式的城市特色规划、中国式的城市主题文化发展战略规划，否则中国城市就将在“特色危机”中失去城市建设的根本意义。
（2）、城市规划实践的盲目西方化。
在城市规划实践中，一些盲目西方化的现象充斥在城市中，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几乎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中国传统村落千城一面、空巢化旅游成大问题》的文章中指出：“我们把660个城市基本变成了一个样，只有了二十年时间，这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悲剧，也是对自己文化的无知。”另冯骥才焦虑的是，这样的悲剧正在传统村落中重演。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从文化高度把握城市建筑现代化》的文章中指出：当前，一些城市建筑乱象丛生，奇形怪状的建筑物拔地而起，个别城市甚至成了外国设计师“奇思妙想”的试验场。归纳起来，我国城市建筑乱象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贪大。近年来，一些地方热衷于搞大工程、建大广场，“领着群众干，做给领导看；风风光光上马，冷冷清清收场”。这些不计成本的“烧钱”建筑，大多被作为夸功炫绩的工具，有的甚至沦为贪官与不法商人搞利益输送的温床。
媚洋。在一些城市，山寨白宫、山寨凡尔赛宫、山寨威尼斯小镇频频亮相，盲目请外国人进行建筑设计之风蔓延。在西方国家只存在于书本、杂志或展览会上的畸形建筑，比如1996年国际建筑协会大会上展览的扭曲形的摩天大楼，在我国竟然堂而皇之地盖了起来。
求怪。一些地方的大型公共建筑，在相当程度上已沦为外国建筑师“另类”设计的试验场。这些稀奇古怪的建筑违背科学的力学原则，浪费大量建材和资金，施工安装也很困难，与周边环境极不协调，与大众审美趣味大相径庭，与民族文化格格不入。
建筑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贴地的音符，是矗立在大地上的史书，是鲜明的文化符号。与这些基本定位相对照，当前我国一些城市建筑存在共同的“病态”。经过深入把脉问诊，吴良镛认为一些中国建筑设计师失之于方向不明，贝聿铭表示一些当代中国建筑缺少自己的文化味道。从深层次看，城市建筑乱象暴露的是价值取向与价值标准的混乱，反映的是文化自信与文化内涵的匮乏，即同文化越来越远，与浮华越来越近；同传统越来越远，与西化越来越近。
在一篇《建筑崇洋媚外、岂止没文化》的文章中指出：目前中国的建筑，价值混乱，缺乏文化，成了广告、商品和炫富的工具。
比如对建筑的照猫画虎、极尽模仿。就拿这些被人们吐槽的建筑而言，有的奇怪，有的奇葩，有的奇丑，有的奇耻，让人不忍卒读，难以启齿。
这些“奇奇怪怪的建筑”为什么就能横空出世，矗立在我们的城市街头呢？有人批评“没文化”。这当然是对的。这个“没文化”，其实说的就是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文化，或者说虽然有文化，但是一旦遭遇外国的“奇奇怪怪、花花绿绿”的文化，就扔掉了自己的文化。说到底，就是没有坚持自己民族的文化，或者在外来文化面前，自己的那点文化就不堪一击，掉了链子。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除了“没文化”，其实还没有信仰。至少在建成这些“奇奇怪怪”的建筑之前，没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文明操守，以怪为奇，没有底线，没有信仰，崇洋媚外，外国人说好就好；价值混乱，以为猎奇就可以独树一帜。
在《顶级大师在华媚权设计最丑陋建筑》的文章中指出：正是在权力至上和设计师苟且求生的文化格局中，丑陋的具象建筑犹如雨后春笋，以各座城市的地标的名义，引发中国城市景观的大规模"视觉污染"。上海浦东浦江沿线，在个别官员的"设计"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推出一批丑陋的球形建筑，以迎合地方政府关于"东方明珠"的城市定位，至今都是建筑界的笑柄；郑州出现的宋庆龄基金会大楼，干脆直接做成宋庆龄雕塑，内含八层写字间，完全无视雕塑和建筑之间的专业界限；重庆南岸区计划建造的一座大楼，外形酷似"人人"两字，刻意迎合重庆市视觉识别标志"人人重庆"，俨然是前者的一个放大的混凝土摹本，亦引发网民的热烈嘲笑。而在所有这些具象建筑中，河北燕郊的"天子大酒店"，可能是始作俑者，其外立面的"福禄寿"三星彩塑，2001年曾以"最大象形建筑"之名，荣登世界吉尼斯纪录，并获吉尼斯最佳项目奖。若按这种"假大空"的丑学标准，则大批政府大楼都有入列吉尼斯纪录的资格。
在《什么样的城市才是“现代化”的城市》的文章中指出：什么样的城市才是“现代化”的城市？有的人认为，高耸的建筑、宏伟的广场；有的人觉得，要像纽约市曼哈顿“第五大道”那样；还有的人坚持，科技感十足才是唯一标志……近日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打造现代化城市总目标，提出了解决制约城市科学发展深层次问题的具体措施办法，厘清了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误区，对于更好地促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意见》提出，“务必清醒地看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城市规划前瞻性、严肃性、强制性和公开性不够……”。一连串“问题清单”清晰地表明，“现代化”不是城市建筑贪大、媚洋、求怪，“第一高楼”不属于现代化城市的“标配”；“现代化”不等于“水泥森林”全覆盖，特色缺失、千城一面只属于低质量的重复建设；“现代化”也不是一切向“西方”看，曼哈顿再现代化也只是曼哈顿的现代化，没有文化传承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现代化”更不等于“城市病”蔓延，一个长期交通拥堵、雾霾严重的城市，生命力只会越来越弱，何谈现代？
有的专家学者指出：公路越修越宽，楼群越建越高，传统的东西却越来越少。“科技改变城市面貌，欲望则铸造城市的品格”当下中国城市一味地在所谓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地相互抄袭和克隆，而许多城市的决策者和城市人浑然不觉，并麻木不仁地在复制的快感中狂欢作乐。中国城市病了，已经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有的专家学者指出：一个城市的发展公开的秘诀就是能不能营造出自身特有的魅力。中国城市的“特色危机”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时候了，每个城市的特色正在消失，千城一面的景象正在成为我们视觉灾难。无论你走到哪个城市，目光所及之处，全是一色的高楼群、玻璃墙、霓虹灯、立交桥、宽马路、大广场，当城市的背景已被麦当劳、肯德基火红的标志点燃的时候，我们真的分不清自己是在北京、上海，还是纽约？
有的专家学者指出：近些年来，关于建筑的吐槽源源不断。一面是“罗马”“普罗旺斯”等洋名字遍地开花，规划却是千城一面；一面是奇形怪状的大楼突兀而立，违和之余，又山寨到让人哭笑不得。有人总结，国内建筑有五大“怪现状”：崇洋，求怪，趋同，贪大，逐奢。如此虚火上浮，不接地气，着实“病”得不轻。
有的专家学者指出：“一是城市建筑形态的非本土化，仅以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为例，一些新建筑多愿意采用外国建筑形态，如：欧洲城、巴黎城、米兰城、雅典娜城、威尼斯水城(有二处)、莱茵东郡、罗马城、香缇丽舍、托乐嘉街区、巴厘别墅和夏威夷风情等。二是城市建筑设计贪大求洋、贪怪求奇、贪奇求丑和城市空间符号表现的非本土化。古希腊罗马的建筑符号在很多城市中随处可见，而且很多相关文化空间符号的使用有严重知识误区，如把西方文化墓葬中的一些景观、人物用于高级宾馆、饭店和建筑景观与装饰中。三是城市景观体系的非本土化，在很多新建街道和小区中可以看到与城市整体文化不相适应的西方文化的各类雕塑景观，整体上是一种拿来主义。四是城市整体空间规划的非本土化，在城市轮廓、天际线的控制上，一味地追求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认知，包括西方宗教建筑空间在中国城市空间规划上的强行推广等。还有城市规划与建设语言的非本土化、城市社会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的非本土化等，不一一赘述。”
城市景观文化的西方化，城市文化符号的西方化，城市空间——广场、街区等等超大尺度开发，城市建筑文化民族性符号的缺乏与丧失，城市传统街坊格局的消失，城市色彩传统文化特质的变异，城市空间轮廓的整体性“失语”以及城市地名的西方化等。中国正在出现“千城一面”的城市形态与格局，城市似乎成为“生产线下来的产品”，中国城市的个性文化和文化个性及“集体记忆”正在整体性丧失。
盲目西方化的城市规划往往是脱离空间形式背后的文化根源的考量，仅仅追求西方广场的平面构图和空间效果，这种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在功能上适用于城市交通、居住等机械性的需求，但作为城市空间却不能表达出城市特色与城市文化，从而影响市民对于城市个性与地域性的认知。盲目西方化的城市规划，单一的将城市空间等同与本地区的公共空间无疑是在抹杀产生特色的可能性，它没有从空间到城市内涵多维度地对城市进行规划，没有通过构建与城市现有的功能以及空间形态相适应的城市特色，城市空间没有与城市特色文化形成共同构成结构整体、功能复合、个性鲜明的空间体系。
（3）、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盲目崇洋。
不论在产业选择，还是在城市规划和城市景观设计上，城市大都是在引入、模仿发达国家中完成的初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一些城市在进行规划时，往往不注意自身条件和文化特点，盲目贪大求洋、照抄照搬一些国际大都市的城市规划模式，结果造成“千城一面”，“特色危机”。这固然与我国缺少能深刻理解民族文化又具备西方建筑理论和技术的建筑师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西方城市规划思想作怪。中国城市规划思想的虚无，中国城市规划的困惑与危机，在于中国城市规划思想领域的荒芜和民族思维方式的劣根性以及洋规划至上，从而扼杀了中国城市规划者的独立思考，从而使中国城市规划成了洋规划的俘虏和奴婢主义盛行，这样的中国城市规划永远依附于洋规划的桎梏和藩篱，为中国城市“特色危机”和“千城一面”埋下了永久的祸根；为盲目“扩张式”发展，盲目“摊大饼式”发展，盲目“贪大求洋式”发展，盲目“粗犷式”发展提供了土壤。
规划管理部门的盲目崇洋，使我国的城市规划成了自上而下盛行自掘坟墓式的崇洋意识，成了畸形的西方规划的产物。以至于国内专家开始悲叹中国的“城市化妆”现象：众多本来充满中国文化底蕴的城市被“穿”上了不伦不类的不合体的“西装”，和不中不西的“马褂”，中国的一些城市成了外国建筑“大师”标新立异的“实验场”。
建设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陈为邦教授说：“西方建筑和城市建设文化的进一步融入中国，反映了我们建筑思想和城市规划思想的进步与开放。然而，我们又应该非常冷静地看到，并非一切都是外国的好，更不可迷信外国文化，而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信心。相反，我们的建筑设计、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都应当努力开创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要确立上对祖先，下对后人的无愧心态。”
还有专家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城市化建设出现的这些盲目西方化问题，还是城市文化的自信问题，还是城市的价值观问题，还是城市的文化信仰问题，还是城市的文化操守问题，还是城市文化文脉延续的问题，这一切都得靠城市文化建设、城市特色文化建设、城市主题文化建设来加以解决。需要从根本上懂得什么是“城市文化”？什么是“城市特色文化”？什么是“城市主题文化战略”？城市的主题文化定位在哪里？城市最有核心价值的禀赋是什么？你所在的城市与其它城市的主题文化区别性何在？城市规划的主题文化是什么？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深刻的反思和找到前行的坐标。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宋春华副部长指出：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加强城市文化战略研究，确立城市的文化主题，突出地方文化特色，城市文化要有主题，这样城市就会有特色。这些年来，因为城市没有找到城市的文化主题，出现了千城一面、特色危机和大批鬼城的出现，所以城市文化主题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规划大师张在元先生指出：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分工与协作、生活空间品质、地方文化特色逼着中国城市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城市发展的“十字路口”。
“环境”、“交通”、“产业”、“风格”成为中国城市进入二十一世纪发展所面临的战略问题焦点。截至目前，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的困惑基点是“城市文化危机”、“城市定位模糊”以及“城市环境隐患”。其根源在于城市思想领域荒芜，民族思维方式的劣根性将城市决策潜移默化，以“随大流”和“跟形势”的中庸心理扼杀了独立思考的软道理。
可以这样认为：目前城市发展现状的无数遗憾正是缺乏软道理支撑所造成的系列“开发性破坏”与“破坏性开发”。
面对遭遇系列“开发性破坏”与“破坏性开发”的城市局面，中国城市首先必须明确与城市“软道理”相关的基本概念，需要从根本上懂得什么是“城市文化”、什么是“城市文脉”？什么是城市的“文化战略”？城市的“根”究竟在哪里？城市最有文化价值的“城市元素”是什么？你所在的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文化区别性”何在？城市规划的“文化主题”是什么？城市的文化如何接受历史的检验与“清算”？
今天，我们需要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时代台阶上考究城市发展的“软道理”：
一、城市硬件国际化、城市软件地方化。道路、通讯、能源、市政、环境工程、城市信号标志等基础设施标准和规范必须与国际接轨；民情风俗至生活方式、建筑风格至城市景观、建筑材料至环境细部、人文资源至旅游景点务必注重地方特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植根一方城市的生命。城市必须积累形成与其他城市的差异性，有区别才能存在。
二、文化擦亮城市面孔、思想决定城市战略。城市之间在经济、科技等所有领域的竞争，最终较量的城市力度是城市文化。任何城市的生命基因是凝聚历史与文化的城市文脉。衡量一座城市发展健康的标准首先并不是规模，而是保持城市文化特色的程度。城市文化的凝聚力与历史性闪光点是城市思想。没有思想的城市无疑犹如没有灵魂的人以及没有主题的文章。
三、城市生存空间品质永远第一。城市发展的基本点是确保城市生存空间的品质，“伟大”与“舒适”的区别在于城市工程的尺度定位。如果忽视居民生存空间的细部而一味追求标志性重点项目的显赫与纪念性，将会在城市发展战略方面产生误区，甚至使城市发展方向误入歧途。
以牺牲自然以及适宜居住环境为代价所换来的某些“公害转嫁项目”的悲剧不能重演！面对被污染环境的报复以及那些潜在威胁生命的“城市病”，我们是否应当冷静地反思：在政绩与无数经济增长指标后面还隐藏着哪些忧患？
在城市发展的软道理面前，何去何从？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或许需要几代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同时他还指出：“全球通”现象是指：城市在规划设计的理念上缺乏创新，缺乏对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地理及历史环境的认知，规划设计过程中沿用老套的城市规划设计体系，或照搬、照抄别人的城市规划设计方案，从而造成了不同城市间发展路径和结构雷同的现象。由于部分城市规划者具有根深蒂固的所谓放之全球而皆准的“全球通”的设计方法和理念，结果设计出来的东西和城市人文文化没有必然的联系，模式化情况严重，设计出来的东西放到哪个城市都行，没有城市特色、没有城市灵魂、没有城市主题。
有的专家学者指出：改革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城市在全球化大潮下缺少了自己的东西，不仅没有东方个性化的气息，而且缺乏应有的辨识度。
有的专家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在不断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然而西方的理念并不完全符合我国国情，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照搬国外的东西会导致“水土不服”。
有的专家学者指出：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我们崇洋媚外，对本土文化不自信，破坏掉了很多有独特历史文化韵味的建筑。事实上，要想突出城市特色，提高城市品位，关键要突出当地的文化因素。
有的专家学者指出：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在今后一二十年中，是不是需要一次文化复兴运动，把自己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先进技术融合在一起并有所创造，这不仅是我们搞建筑规划的人应该思考的问题，可能也是整个民族需要思考的问题。
文化学者赵培杰在他的《文化是城市的品位和底气》文章中指出：特别是在最大限度提升GDP的渴望之下，一些城市的管理者脱离自身实际，热衷于城市面貌的“革命”，热衷于推倒重来式的旧城改造，但到头来不过是面子上的光鲜亮丽，不仅没有提升城市的品位和内涵，反而使城市发展遭遇文化传承上的断裂和危机，人为造成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悲剧。其实，随着现代化机械设备隆隆的轰鸣声，倒下的不只是历经千百年风雨的旧建筑，更是记载着这个城市发展变迁的特色与文化。毋庸讳言，这与在城市价值的认定和把握上存在偏执乃至迷失是分不开的。
对城市历史文化的破坏，既有出于愚昧和无知的毁灭性破坏，也可能有抱持良好初衷的建设性破坏。现在，无论走到哪个城市，映入眼帘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高楼大厦，数以百计的城市更似一母同胞，而传承和凝结着中华文化精华的古建筑群却在毁灭性地消失，或被淹没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之中。客观地说，“千城一面”的现象不是中国特有的，但我们却更为严重。把几百年、上千年形成的千姿百态的具有个性的城市变成了千城一面，把这样的东西交给后代，只能说明我们这一代的短视、愚昧和无知。
在不可阻挡的旧城改造的大潮中，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上海的石库门和弄堂等传统建筑越来越少。历史文化本来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是不可再生的珍稀资源，但是，在资本的强势介入之下，终其一生都在为保护历史文化奔走呼号的中国建筑学大师梁思成夫妇的故居也难逃被拆毁的命运。在社会各界的质疑和谴责声中，虽然梁思成夫妇的故居已被部分“复建”，但这些推倒重来的“旧式新建筑”，即便是按照当初的图纸一比一地恢复起来的，似乎也不可能传承和再现原有建筑曾经的历史文化风貌。
文化不能复制和移植
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包括展现地方历史文化特色的标志性建筑，总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当然也可以改善和提升一个城市的形象，甚至助力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但是，复制或移植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标志性建筑，不仅不会为自己增添光彩，却可能使自己成为笑料，招来骂名。
近几十年来，在历史文化遗迹不断从我们眼前消失的同时，我国城市间各种表面比美实则比丑的奇葩建筑比赛方兴未艾，各类山寨型、奇异型的建筑不断呈现在国人和世人面前。以弘扬传统文化为标榜却没有任何历史真实性的“古代建筑”纷纷在现代城市落户。摩天大楼建设热情不断飙升，争当中国第一、亚洲第一、世界第一的地标性建筑比赛愈演愈烈，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渐行渐远，城市文脉被切断，城市特色难以寻觅，城市个性不断丧失，城市品位日益低下，城市灵魂不知归为何处。
一个城市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文化，实际上是这个城市有没有文化自信的重要标志。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山寨和奇异建筑，国内外众多人士曾经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中国自己的城市里，建造的不是自己的历史人物的雕像，而是无论有着怎样的想象力都难以说出个一二的“超现代”作品？为什么在一个本来有着自己特色历史文化的城市，要复制和照搬另一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为什么在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国家，一些城市会花费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搞出山寨版的“凡尔赛宫”、“意大利小楼”或“苏格兰小镇”？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有像国外某些国家和地区那样优美的自然环境，也赞赏一些国家或地区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建筑风格，但是，简单地依靠形式上的复制，或者给再普通不过的建筑和街道起个洋名字、戴顶洋帽子，是提升不了一个城市的档次和品位的，也彰显不出一个城市对外来文化开放包容的胸怀，更不能说一个城市真正把握了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精华。
习近平主席指出：重要建筑特别是标志性建筑应当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建筑也是富有生命的东西，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贴地的音符，是一座城市的生动面孔，也是人们的共同记忆和身份凭据。我们对待建筑的新风格、新样式要包容，但是绝不能搞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筑。现在，一些地方不重视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很多建设行为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无知和轻蔑，做了不少割断历史文脉的蠢事。我们应该注意吸收传统建筑的语言，让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建筑个性，让中国建筑长一张“中国脸”。
同时习近平主席还指出：提高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定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总之，“盲目西方化”实际上是造成我国城市规划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唯西方意志论”长期以来成为了我们城市规划的主要动力。基于此，我们的城市规划宁愿去丢弃民族文化、毫无创造性照搬西方的规划思想和模式，也不愿意去思考去解决城市真正所需要解决的文化自信问题、文化信仰问题、文化价值问题，所以即使是在这样难得的历史机遇之中城市规划也未能尽自己的历史责任，相反却沦为西方规划的实验工具。城市规划盲目西方化，不可避免追求功利性和贪大贪洋，就很难保证城市的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其后果既可能浪费社会公共财富，也会导致对城市文化资源的破坏和对城市特色的损害。
近二十年来的城市化发展，西方规划至上，洋规划至上，国际化、世界国际大都市等概念，更纵容了城市规划对城市文化的漠视。城市建设在国际化、全球化、世界国际大都市等诱惑下，在洋建筑奇形怪状与超越民族大体量背景下，城市文化严重失态。在西方以工业主义和机械主义为代表的规划思潮，把中国城市特有的文化严重割裂。开发性破坏和破坏性开发，主宰包办了城市文化的命运，甚至连城市仅有的一点文化特色也被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城市规划需要深刻的反省，我们的传统城市规划应责无旁贷地加入城市规划的创新之中，为中国城市规划寻找一条创新之路。当然现代主义规划思潮作为一个时代符号是发展中国家的规划师们难以抗拒的诱惑，而以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设计也使西方工业化国家经历了惨痛的教训。也许随着中国城市化建设的突飞猛进，城市特色危机将成为中国城市走向未来的一道门槛。
为此，有的专家学者指出：中国城市化的病根在于——中国现代化城市建设采用的却是西方二战前陈旧落后的规划思想。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越快，暴露的问题就越多；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越快，反而不得不一次次放慢脚步收拾烂摊子；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越快，越找不到真正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国城市化采用的规划思想，都是二战前的规划思想。我们用二战前的规划思想来规划我们现代化城市建设，我们的城市化怎能不出现世界城市化所出现的所有问题、全部问题呢？
我们采用的二战以前的城市规划思想，在那个时期可能有其一定的价值，但这些价值思想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我们的城市还采用这些陈旧落后的规划思想来建设我们的现代化城市，我们的现代化城市建设怎能不出现大问题呢？
无论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还是格迪斯的“进化城市理论”；无论是昂温的“卫星城市理论”，还是佩里的“邻里单位理论”；无论是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还是伊利尔·沙里宁的“城市有机疏散理论”，都是二战前的规划思想。而我们的城市却把这些陈旧落后的规划思想，用于我们的现代化城市规划建设上，却把这些陈旧落后的规划思想照抄照搬、葫芦画瓢，结果把一些原本就陈旧落后的规划思想中错误的东西无线放大，造成了我们中国城市——二战前规划思想的陈旧落后的局面。因为这些二战前陈旧落后的规划思想，本身就跟不上时代发展。所以我们的城市出现了田园城市建设和集约城市建设思想相互对峙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城市出现了中心地理建设思想和城市有机疏散思想相互矛盾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城市就出现了精明城市建设思想和盲目扩张、盲目摊大饼式建设思想同时出现的问题。所以按着这些规划思想来建设的城市，怎么能成为现代化城市呢？所以我们的城市化建设实际上还处于二战前的规划水平和建设水平，还不如欧洲一百年前的城市化规划效果和建设效果。所以，什么目标趋同、功能重复、产业同构、形象单一、千城一面、特色危机、空气污染、交通拥挤、鬼城遍地、文化病的问题都全部暴露出来了。
建设各具特色现代化城市，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终极目标。我们以前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我们到了该转变发展方式的时候了。
可以说中国城市化是世界城市化最好阶段开始建设的，本来可以有很多好的规划经验，好的规划思想，好的规划模式可以采用，但我们却把一些二战前陈旧落后的规划思想采用了。所以我们的现代化城市建设，怎能不重复西方城市化的所有错误呢？
西方城市化也有好的经验，像世界名牌城市发展经验，古典城市主题文化发展经验，差异化发展经验，精明发展经验，主题文化规划发展经验，黄金时代发展经验，我们都没有去积极的借鉴，我们都没有去积极的采用这些先进的思想，反而把那些二战前陈旧落后的规划思想全盘的借鉴过来，导致我们中国城市化低级错误不断出现，低级问题愈演愈烈。城市化发展越快，暴露的问题越多，城市化发展越快，暴露的问题越严重，其本根原因就是我们中国城市化建设，采用了二战前西方陈旧落后的规划思想。
成功的城市规划从来就不是拘泥于西方化的樊笼。在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中，城市的世界性和国际性，虽是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但是，世界性和国际化又不能等于城市形态的整体西方化。中国城市规划的世界性和国际性，应该是城市空间形态人文化认知既应该有世界性、国际化的一面，更应该有民族性和本土化的一面；越是具有本土化的民族优秀性，才会越具有国际性这一前提，这才是城市规划应该遵循的原则。每座城市应该根据其历史、文化特点、所处区位，构建独具魅力的城市形态，从中保留并创造性地开发具有时代特征的本土化城市形态。这才是中国城市规划的自信精神。
我们主张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对接，可以汲取西方文明，更希望中国的城市化能够引领世界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潮流，甚至希望中国的城市化能够成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流、世界优秀文化的创新地和策源地。中国在融入城市全球化和全球城市的浪潮中，不应该建立在对自己“城市形态本土文化虚无化”的立场上，或者至少不能丧失自我的本土性特质与价值。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城市应该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为世界城市发展创造个性化的要素，丰富人类城市整体的文化构成。亦如我们看到的“音乐之都”维也纳，“绘画与雕塑之都”佛罗伦萨、“电影之都”洛杉矶、“建筑之都”罗马、“水上之都”威尼斯、“神秘之都”布拉格等城市那样，在城市全球化浪潮中，因为创造了城市自我个性的文化、民族化和本土化的城市形态而成为世界城市的经典之作，成为世界特色现代化城市和世界名牌城市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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