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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需要有勇气重新进行规划，是我们在五年前针对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错误思想而提出来的一种战略规划主导思想。
北京需要有勇气重新进行规划，是我们率先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针对北京未来如何发展而提出来的一个战略规划概念。
目前，北京提出的“世界城市”错误思想已经被否定了，并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消除北京“世界城市”的错误发展。
最近，一位国家负责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在讲话中指出：目前，京津冀地区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北京集聚过多的非首都功能，“大城市病”问题突出，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日益拥堵，大气污染严重，房价持续高涨，社会管理难度大，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同时，京津冀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地下水严重超采，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已成为我国东部地区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资源环境超载矛盾最为严重、生态联防联治要求最为迫切的区域，加之区域功能布局不合理，城镇体系失衡，资源环境承载力严重不足，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北京聚集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要清醒认识到，北京作为世界为数不多的超大型城市，再按照老路走下去必然是“山穷水尽”。
对此，北京将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把不适合北京城市发展的非首都功能都疏解出去，将把人口规模减少到2300万，将把北京资源承载能力从“山穷水尽”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而这一切都是在我们最早提出“北京需要有勇气重新进行规划”的基础上推动的。
新华网2015年1月23日发表文章，北京总体规划修改即将完成，“加减乘除”，诊治“大城市病”。
人口持续爆炸，资源异常紧张，城乡二元矛盾重重，交通拥堵成常态，公共服务独臂难撑，雾霾天频频光顾，旧城中胡同愈发颓败，新城中各项服务设施的规划落地又远远跟不上市民需求，“大城市病”困扰下的北京如何寻求突破之道？《北京市城市整体规划》修改即将完成，这份规划将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问诊中国首都。
此次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修改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明确提出做“减法”。
在2015年1月2３日召开的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北京新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高质量完成城市总体规划修改，以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底线，统筹功能疏解、人口控制、用地减量、空间优化等目标任务，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以往传统的城市总体规划往往偏重于拓展城市宏伟蓝图，是一种扩张式的、主要以用地增量为手段来保障城市发展的规划。而这次总体规划修改，是根据人口规模控制要求、水资源量、生态条件等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刚性条件，来倒逼城市功能调整、规模控制、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说。
记者了解到，和２００４年版本相比，此次总体规划修改的关键词在于“控制”。北京将通过控制城市开发强度，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并且在现有建设用地的基础上通过对集体建设用地的梳理、整治、腾退和优化升级来逐步减少建设用地规模。
“因此，此次总体规划修改是底线思维，以底线为前提来定能干什么，任何超出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事情都不能干。”黄艳说，未来五年，北京将“壮士断腕”“瘦身健体”，有“舍”才有“得”的规划思想进行重新规划。
同时，北京新市长在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目前北京的确不是宜居之都”。
北京规划局黄燕说：北京将以“壮士断腕”的勇气重新规划。
而时间回到2012年12月24日，北京晚报就解决北京堵车问题采访我们时，我们就明确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堵车问题，北京要有勇气重新规划，应该限制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位于城区内的大型房地产项目建设未开发建设的能停就停下来”。
我们当时提出的北京要有勇气重新规划可不是一个一般的概念，而是要把北京当时人们认为的正确规划进行重新规划，其意义就是指出北京的规划不合理、不科学，此规划给北京造成的一系列“大城市病”必须进行重新规划。有人说你们说这话只有北京市长敢说，很多专家学者为我们提出北京要有勇气重新规划捏了一把汗！但当时我们确实就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北京的规划只能造成“大城市病”的集中爆发，只能造成“大城市病”的泛滥成灾，只能造成“大城市病”的不可遏制，只能造成盲目“扩张式”发展，盲目“摊大饼式”发展，盲目“贪大求洋式”发展，盲目“粗犷式”发展问题乱象的愈演愈烈，只能造成北京有怎样的宏伟蓝图都无法实现！
因为，北京一场大雪就让北京瘫痪好几天，一场大雨就淹死了几十人，一天堵车给北京造成四千万的损失，严重的雾霾使北京变成了不可宜居的城市，让人们开始逃离北京，到外面的世界寻找空气天堂。难道这样的城市规划不应该重新进行规划吗？但是当时确实没有人敢说北京要有勇气进行重新规划，没人敢说就一直推着发展，最后造成了北京“大城市病”无可救药的地步。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冒着风险去批评北京规划存在的问题，先后发表了《北京世界城市建设是个伪命题》、《中国国际化大都市建设频频亮出红灯》、《国际化大都市病魔式的规划让北京陷入窘进》、《北京大城市病让北京成为最不宜居的城市》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们把北京“大城市病”问题进行深刻的解剖和批评。同时，我们也是第一个把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规划最不合理的城市作为反面案例在全国进行批评。在全国各个城市给城市领导做报告中，每次我们都讲到我们的地方城市不要学习北京的城市规划，因为北京市国际化大城市规划是最失败的规划，所有“大城市病”都集中体现出来，如果我们的城市都学习北京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将是国际化大城市建设的一场灾难。当时有的城市领导还认为我们这么敢讲，竟然对北京的规划如此批评？但现在看来一些城市如果他们吸收了我们的思想，在城市建设中就不会重蹈北京“大城市病”的覆辙。因为，我们认为既是对全国城市的负责，也是对北京城市发展的负责，谁都不出来说，北京发展瘫痪了就好吗？现在可倒好，北京的“大城市病”不但自身难保，北京的“大城市病”也影响了周边几个省份。因为“大城市病”产生的雾霾问题，已经让北京和周边几十个城市苦不堪言。2016年12月16日北京发出的雾霾红色预警，已经蔓延到周边的天津市、石家庄市、保定市、廊坊市、郑州市、鹤壁市、安阳市、济南市、德州市、聊城市等61个城市。这种“大城市病”已经威胁了城市的空气安全，已经威胁了城市市民的生命安全，已经威胁了中国现代化城市建设成功与否。
在北京“大城市病”的问题上，我们经历了几次真刀真枪的实战。前几年北京提出要建设“世界城市”，我们当时就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表示坚决反对，我们认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根本不可能，其依据是北京的资源承载能力根本承载不了建设“世界城市”的能力了。交通拥堵问题，空气雾霾问题，人口空间爆炸问题，都不可能让北京成为“世界城市”，这都是明摆着的事，有点规划知识的人一看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北京为什么要提出建设“世界城市”呢？这就是一个城市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造成的；这就是一个城市好大喜功思想催生的，盲目发展政绩观催生的，不考虑北京资源承载能力违背科学思想催生的。当时我们提出坚决反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观点很多专家学者为我们捏了一把汗，有的向我们说建设“世界城市”可是北京领导提出来的，弄不好你们要吃不了兜着走。我们说谁提出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城市的资源承载能力能不能把它建设成，如果北京的资源承载能力根本无法让“世界城市”建设这一目标得到实现，那么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就是个伪命题！我们说这个问题五年之后看分晓，看下一届领导是怎么不建“世界城市”的！
有一次北京人民大学举办了一次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论坛邀请我们去发言，我们上去就直言不讳的说：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个伪命题。大会论坛领导、专家学者一听有些不知所措，认为我们今天论坛的主题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你怎么一上来就说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个伪命题呢？后来我们把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个伪命题的种种原因一一解读出来，从北京的错误规划到资源承载能力；从北京的城市定位出现问题到城市功能的混乱；从北京成了首堵到北京成了雾都；从北京“世界城市”好大喜功的政绩观到北京的“大城市病”的泛滥成灾；从北京要以沉重的代价治理“大城市病”到北京最后能否成为真正宜居的城市进行了剖析。最后论坛领导认为我们剖析的真有道理，最后说看来我们今天这个论坛的选题是有问题了！
当北京新市长上任后，我们马上给新市长写了一个北京规划问题严重不合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没有现实性，北京要想彻底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空气雾霾问题，人口空间爆炸问题，北京只有有勇气进行重新规划的报告。结果不长时间北京就出台了北京中心区三环以内停止一切建设，不合理功能的商业开始向外面疏散，中心区人口开始向外面疏散的文件。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从此也没了声音，更没了下文。最后，北京治理“大城市病”的修改规划工作开始启动！
当我们今天看到北京市总体规划修改意见后，我们认为北京这个城市有救了！我们认为北京新一届领导班子敢于面对现实，敢于面对北京过去城市规划的错误，敢于有勇气进行重新规划，可以说北京这届领导的工作精神是求真务实的。最近，北京新市长在人代会上指出：“目前北京的确不是宜居之都”，这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作为一个国家首都的领导，能针对北京的环境现实指出：目前北京的确不是宜居的城市。这可以说中国城市领导在城市建设上的执政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将对中国一些城市的“大城市病”在治理上做出了一个全新的样板。北京从承认不宜居城市到如何建设宜居城市；从成为“大城市病”城市到通过有勇气重新规划医治“大城市病”，这一切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同时，又把反腐“壮士断腕”的精神用在了治理“大城市病”的上面，可以说北京对治理“大城市病”的态度之坚决，重新进行规划的勇气之坚决，这一切说明北京新一届领导为中国其它城市在治理“大城市病”上率先做出了表率和榜样。北京如此，全国城市的“大城市病”也会得到彻底的医治。
而在这个过程中，北京需要有勇气重新规划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困难，突破了哪些瓶颈不是一般人就能体会到的。但作为一个城市战略规划方面的专家学者，让北京需要有勇气重新规划这个设想在今天能够得以实现，我们冒的风险，遇到的打击，受到的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我们的北京需要有勇气进行重新规划的思想，让北京通过有勇气的重新规划彻底的治理了“大城市病”，车不再堵了，雾霾不再有了，城市宜居了，我们所承担的风险又算什么呢？有人说过付宝华院长有些狂，他让北京重新规划可能吗？我们说不是我让北京重新规划的，而是北京的规划不合理，给北京造成的一系列“大城市病”北京必须重新规划。我们只是一个敢冒风险的提出者和推动者，这是一个对城市有责任的人起码的良知。前者有梁思成，后者有阮仪山，这和狂不狂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但让北京有勇气重新规划，我们还要让国家规划大法大纲注入我们的思想；我们还要让科学谋划城市“成长坐标”，建设各具特色现代化城市战略思想、战略举措上升到国家大事战略，这一切我们都做到了！所以正确的东西被认可只是时间的问题，时间早了就是冒险，时间到了就是正确，这就是我们多年来总结的经验。今天北京城市有勇气进行重新规划了，就说明我们五年前提出的这一思想理念是非常前瞻和正确的。否则，北京怎么在今天能够有勇气进行重新规划呢？
这些年来，我们为北京“大城市病”引发的问题，我们算了一笔账。北京因为雾霾严重，在治理雾霾上花了7600亿；北京因为水资源短缺，在南水北调上花了5000亿；北京因为人口空间爆炸，市政府带头迁往通州花了2000亿。北京堵车一天给城市造成的损失4000亿。如果北京没有“大城市病”，北京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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