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信用建设与城市主题文化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包海山 

    内容提要：信用，可以理解为对“信”的应“用”。信用建设就是信任、信心、信仰等不同层次的“信”的培育和应“用”。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信用建设包括通过科学地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生产关系的过程。资本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有其必然规律。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马克思阐述了“世界的征服者”怎样靠国家的强制手段，使纸币这种价值的信息符号得到社会公认和取得社会权力的内在原理，并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我们把这种一脉相承的资本文化有机地融为一体，就能创造具有鲜明特色的集成创新、道法自然的城市主题文化，以此引领鄂尔多斯和谐发展，并推动人类文明进程。

    关 键 词：鄂尔多斯  信用建设  主题文化  集成创新  道法自然

    任何事物都是分为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信用建设也是相对而言的。在封闭和隔绝状态下，不管用什么手段，能够促成彼此的往来和交流，就是某种形式的信用建设；在坑蒙拐骗、恶性竞争的经济环境中，能够科学地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生产关系，是我们目前所要进行的信用建设；把劳动力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还原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是无价之宝的自然属性，是未来更高境界的信用建设。我们在这里所研究探讨的信用建设，是科学地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生产关系的信用建设。

    一、信用建设与资本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规律

    在某种意义上，资本是信用的产物。在商品流通、货币产生和资本形成过程中，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这与他们自然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他们和别的共同体接触时，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缚，并且具有坦诚、直率、信任的天生种族性格等等有关。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这里已经有了某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取决于环境的适宜，天生的种族性格等等”。

    在社会各共同体中，人们生产的产品是单一的，而现实需求是多种的，因此需要产品交换。产品之所以能够交换，能够变成商品，一方面，它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二重性；另一方面，产品作为独立的物，它可以转移和让渡。商品交换，表面上看只是个人的利益交换和需求互补，但实质上由此使各个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受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在某种信用基础上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就是奠定“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的信用建设。游牧民族最先发展的各地流通的货币，主要是等价物和抵押品，发挥有形的物质功能；而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的国际通用纸币，则是一种货币符号和价值符号，主要发挥无形的信息功能，这种价值符号和信息功能都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的。

    纸币是价值的信息符号。商品的价值，是以信息形态、以纸币形式，观念地体现出来的。只有建立了某种信用，纸币才能取得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但是，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我们认为，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国际通用纸币，它的最大难度同时也是最大贡献，就在于采取国家的强制行动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某种信用建设中，才使纸币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世界的征服者”，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具有信用作用的货币权力，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在某种信用基础上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也由此最早实践了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

    资本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从消极方面来看，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的实质是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变成一种商品。也就是说，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是为了交换牲口，没想到后来自作聪明的人们用来交换自己。如恩格斯所言：“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这是人类共同的悲哀，也是最需要改变的东西。就人与钱的关系而言，每个人、每个民族，都在其中寻找某种平衡或适应某种状态。解铃还须系铃人。或许只有遵循客观规律、注重人的自然天性的民族，才会出现天之骄子，才会最先创造并改变钱的职能和作用。曾经，蒙古民族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现在，或许又是蒙古民族最先能够解密货币内在玄机，促进资本基础、实质和构成等发生一系列整体性变化。

    当然，各种形态的社会发展阶段，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的发展阶段”。任何事物都是相对而言的。生产资料相对于个体拥有来说，国家拥有就是公有制；而相对于全人类共同拥有来说，国家拥有就是私有制。社会总资本只有在整个人类社会的高度集中达到极限，才能使资本关系的外壳炸毁。因此，我们现在所研究探讨的就是在资本关系外壳炸毁之前，通过信用建设来促进“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对于资本关系最终消亡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是唯一的，认识和把握这种唯一规律的管理和执行“资本”职能的专“家”，必然会打倒所有违背这种唯一规律的资本家；而人类共同认识好把握这种唯一规律时，必然会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本属性自然消除，劳动力从商品地位中解放出来。人类未来之所以一定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因为未来社会一定人人都会把自己当人看，而不再把自己的劳动本质当作商品。人人都把自己当人看，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信用建设，是最高境界的信用建设。

    二、鄂尔多斯城市主题文化与资本的集中规律

    信用，可以理解为对“信”的应“用”。信用建设就是信任、信心、信仰等不同层次的“信”的培育和应“用”。庄洪在《蔚蓝国度》中说：“信仰是人类对宇宙真理的认识和对灵魂层次的追求。它出自人的灵魂，是灵魂本能地对宇宙高层生灵的崇拜、景仰、追随，是人对灵魂成长目标的渴望与信念，它表现为人的虔诚的心态和执着、坚贞、勤力、善良的行为，是人的心灵力量的源泉。直觉感应是信仰的最初信息，把它归纳为理性同时还伴有强烈感情，并在行为上形成自己的目标趋向，直觉感应就成为个人信仰。个人信仰经过同社会生活的融合，唤醒更多人的灵魂，形成共同的精神追求，个人信仰就演化为社会信仰。”我们认为，作为崇拜天地、注重人的天性、遵循自然规律的蒙古民族，最容易接受的就是阐述自然法则的老子文化，因为老子文化所揭示和反映的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人们崇拜天地，是因为意识到除了自身有限的力量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更大的自然能量客观存在。人们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一般认为来自天地，而老子认为来自“道”。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认知过程中，如果能够超越对天地和神仙的崇拜，而达到理解“道法自然”的界境，那么人类社会就会有共同的信仰。我们用这种信仰创造城市主题文化，就不仅可以引领鄂尔多斯和谐发展，而且能够推动人类文明进程。

    我们研究和创造城市主题文化，既要注重认识论层面上的系统性，更要注重本体论层面上的规律性。在认识论层面上，最高效率的创新是集成创新；而在本体论层面上，无论是集成、创新还是系统论，最终都要遵循客观规律，道法自然。因此我们认为，鄂尔多斯城市主题文化应该是：集成创新，道法自然。“集成创新”，就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穿越时空的综合集成大智慧的巨系统工程。科学文化所揭示和反映的是不受任何地域局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人们只能认识和把握规律，但不能创造和改变规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地区，由于认识和把握规律的方式方法不同，规律得以实现的表现形式不同，形成不同的文化。集成创新的基础是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会，而最有价值和最高效率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是文化精华部分的交流和融合。成吉思汗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人，而东方文化的精华是老子文化，西方文化的精华是马克思理论。我们之所以能够把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智慧最高结晶融为一体，是因为他们原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角度，同样揭示、反映和遵循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唯一的客观规律，这就是“道法自然”。

    信用建设要道法自然，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也要道法自然。对社会资本的集中规律，马克思认为：现在单个资本的相互吸引力和集中的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虽然集中运动的相对广度和强度，在一定程度上由社会财富已经达到的数量和经济机制的优越性来决定，但是集中的进展决不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实际增长量。集中可以通过单纯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通过单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集中不论是通过吞并即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还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了极限。

    我们在信用建设中研究资本的集中规律，就是要看到一个实现：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也不管老板们意识到意识不到、服气不服气，鄂尔多斯社会资本也必然会溶合为唯一的单个资本。那时候人们所关注的是资本会怎样实现社会化的人格化，也就是社会资本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对于资本的管理者和执行者来说，应该清楚，建立在贪婪基础上的竞争，可以促使资本的盲目集中；而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合作，更容易促进资本的科学集中。我们在末端反对竞争，倒不如在源头找到和促成更多利益的一致性，并使人们普遍意识到利益的一致性，从而使竞争意识逐渐淡化并最终自然消失。竞争可以提高创造力，而合作可以提高更大的创造力。在各种利益冲突中，或许很难为了提高创造力从竞争转向合作，但可以从“提高核心竞争力”，向既不排斥竞争但更需要合作的“提高核心创造力”转型。这不仅是思维方式、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的改变，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着资本条件、资本基础、资本目的、资本构成、资本实质、资本任务等具有内在必然联系的各种要素。争与不争，这有认知、心态和境界之差别，也有“人为”与“道为”之不同。人想有为而难有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为而无不为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会体现出独特魅力，资本的人格化和社会化都会遵循这种天人之道。

    社会资本高度集中的背后，是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集成创新、道法自然的城市主题文化，能够有效整合人类智慧最高结晶，从而促进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在资本、资源、劳动这“经济三位一体”中，鄂尔多斯有资本“不差钱”，资源更是富集区，现在最需要的是集中资本和科学转换资源经济价值的高级智力劳动。据有关资料，鄂尔多斯已探明煤炭、高岭土、天然气三项自然资源储量价值，大概就有几十万亿元，再加上风能、太阳能等自然资源可转换的经济价值，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可见，与资源价值相匹配，鄂尔多斯对高级智力劳动有巨大的现实需求，高级智力劳动者有巨大的发挥才干空间，并由此可以创造和集中巨大的社会资本。为此，鄂尔多斯现在最需要的是能够集成创新、道法自然的城市主题文化。

    以信息形态形成的某种科学文化，可以离开母体即个体头脑，在社会“公共大脑”里得到传承和发展。正是这种间接性、传承性、扩散性、共享性和创造性，使科学文化从纵向来看，能够穿越历史时空“按几何级数”迅速发展；从横向来看，可以自由、灵活、便捷地跨行业、跨地区有效整合。因此，我们能够跨越时空，集成创新。从成吉思汗文化与老子文化来看，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所讲的道家哲理之后，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其内在本质的结合点在于，成吉思汗文化是敬天敬地、遵循自然法则的文化，而老子文化揭示了天地的本原以及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从成吉思汗文化与马克思理论来看，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马克思阐述了“世界的征服者”怎样靠国家的强制手段，使纸币这种价值的信息符号得到社会公认和取得社会权力的内在原理，并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从老子文化与马克思理论来看，老子文化认为，科学文化最终所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的是客观存在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和“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而马克思理论认为，随着社会进步，科学文化不仅能够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能够成为可共享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我们把他们融为一体，就是集成创新，道法自然。

    总之，不仅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需要信用建设，而且人与自然之间也需要信用建设。人类的信任、信心、信仰，从根本上来讲，来自“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这是鄂尔多斯信用建设与城市主题文化内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