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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锐
陈锐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城市运行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科院自然与社会交叉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北京城市管理科技协会副理事长。1975年出生，理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运行与发展、电子政务与信息化规划、区域管理与公共政策、社会预警与政策模拟、决策支持系统。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20余篇被SCIEIISTP检索，联合出版论著近20部。获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2006-2020）重要贡献荣誉证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多项。
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是国际公认的4大世界城市，其形成与发展过程符合高等级城市的普遍规律，同时每个城市又具有其自身的发展个性[1]。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主导地位突出、辐射力涵盖全球的城市主题文化，并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创造并集聚体现世界先进文化价值的各类载体，达到了城市经济性、文化性、社会性成长的高度统一。例如：
二战前，纽约凭借其有利的地理条件、腹地条件以及轮班制航运制度的确定，极大地促进了港口贸易业的发展，并由此成为连接欧美贸易市场的桥头堡，成为美国东北部地区最发达的城市。二战后，通过公立大学的建设、改善劳动力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生产服务业、复兴传统制造业等战略举措，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娱乐业成为世界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先导。至20世纪90年代，民族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包容性发挥了巨大作用，纽约成为全球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地，技术与制度的创新中心，并逐渐由“文化之都”向“世界城市”转变，世界多元文化成为缔造世界纽约的核心要素。
长期以来，伦敦凭借其优越的地理区位，集聚了“日不落帝国”最有价值的资源，成为世界范围内工业革命的先驱，于20世纪60—70年代率先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2]，并依托其庞大的国际市场，在全球化过程中通过金融资本的经营，引导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3]， 实现了“帝国之都”向“金融之都”的转型。转型过程中，伦敦集聚了大量高端人才与企业总部、构建了诸多世界著名大学，使伦敦成为世界创意产业的集聚地，刺激了伦敦产业结构的再调整，成为由“名牌城市”向“世界城市”成功升级的典型城市[6]。
东京的快速增长集中在明治维新之后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工业革命过程中，由于国家战略的影响，资本、人口以及以4大财阀为首的企业中央管理功能向东京集中，使之具备了政治、经济双重中心的功能。二战后，凭借全球广阔的大型工业产品市场需求，以及东京城市群的培育，工业主导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使东京成为世界经济重心；1985 年《广场协议》致使日本的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资本控制市场由亚洲逐渐扩大到欧美，并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管理中心。
巴黎历史上长期作为法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名城，文化成为其主导功能之一，成为世界典型的名牌城市。20世纪70—90年代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促使其寻找在世界范围内的功能定位，并形成了《法兰西岛地区发展指导纲要（1990—2015）》，以多中心、区域化、整体性城市新布局适应世界城市竞争，形成了覆盖4个国家的40个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的巴黎都市圈，历史感带来了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并逐渐成为法国的企业天堂，高技术工业、以奢侈品著名的高档商业以及金融、文化创意等产业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1 概念内涵解析
从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的发展历程看，世界城市的形成与演变具有以下特征和规律：
（1）世界城市均选择了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基本成长路径，并成为世界工业革命先锋；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发达的高技术制造业体系是后工业化时代进行大规模的、高端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源泉；
（2）鲜明的城市主题文化是世界城市率先在经济区层面形成初始竞争力的基础，是保障世界城市在后工业时代体现创新活力的载体，是保障先进生产力充分发挥集聚与辐射作用的核心；反映时代需求的文化裂变是保障其竞争力持续提高的基石，也是世界城市未来的永续发展主题；
（3）世界城市均依托具有区域辐射能力的经济区，经济区内部各节点的协调发展是世界城市发展初期实现快速增长的引擎；集聚和辐射是世界城市发展和演进的重要机制，同时也是保障其持续、稳定、高效发展的物质基础；
（4）以跨国公司为纽带，较高的国际化程度是保障世界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内发挥控制和管理中心职能的基础；包括资本、人才、技术等元素在内的高端生产性要素成为跨国公司控制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又是大规模的小型创新企业实现资源优化整合的中坚力量；
（5）国际金融、文化创意等体现世界城市主题文化精髓的现代服务业是促进世界城市实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助力器和催化剂；是现在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范围内体现世界城市全球价值的有效工具和载体。
综上所述，世界城市主要依托世界经济网络和周边城市体系两个载体，主要体现在管理和控制两大作用，创新是永恒的主题，文化是持续的力量，资本、人才和技术的有效集聚和扩散是确保世界城市两大作用高效发挥的两大载体，而国际金融、文化创意等持续创新的新业态，又是体现世界城市的全球管理和控制作用的有效工具。
因此，可将世界城市定义为：依托世界经济网络和城市经济区两大载体，通过培育城市文化主题完善多维创新体系，以新兴业态整合资本、人才和技术等高端资源，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快速高效集散，以发挥其对世界经济、社会体系的管理与控制作用的国际第一流城市。
2 既有研究比对
国内外学者对世界城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0]，内容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判别标准、功能作用、等级分类、形成机理、城市网络以及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通过对比，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职能特征相似，细微差异体现精明增长内涵。研究认为，所有的世界城市都会涉及相对核心功能与作用，不同学者往往选择不同的研究视角进行深入研究[4]。国内学者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认为世界城市主要集中在16个主体功能上[7]（见表1）。笔者认为，世界城市之间的竞争过程就是这些功能内在指标的博弈过程，内在指标发生背景相互制约与均衡的过程；通过相关指标在研究案例城市之间的对比，将有效显示世界城市已经进入城市化进程的高端形态，并验证是否具有明显的优势。
（2）运行机理相近，无形价值载体体现核心功能。如传统研究往往从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跨国公司的区域管理模式、体现世界城市功能价值的核心要素在空间上的布局结构等几个角度展开[6,10]；随着数字城市建设以及信息化技术的进步，国内外学者开始从城市网络、先进公共服务设施（如远程通讯网络）的服务方向与格局，以及从“流”（包括信息、货币以及权力流等）的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即基于集聚与辐射的实际发生量，寻找各“指标”的空间关系以及指标间的内在协同程度，凸显世界城市的核心地位[9]。笔者认为，无形载体在一定程度上比有形载体更能反映城市发展的内涵，更能体现信息化时代世界城市对全球经济社会网络的管理与控制能力。
（3）关注焦点集聚，城市基本价值导向逐渐显现。如世界城市论坛是联合国影响力最广泛的3大盛会之一，该论坛关注的议题逐渐体现出世界城市的问题与发展方向。如前4届“论坛”的主题分别为“可持续的城市化”、“城市——文化的十字路口，包容与综合”、“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从理论到行动”以及“和谐的城镇化”，第5届论坛的主体为“Cities for all——Bridging the Urban Divide”，将讨论城市的权利、城乡差距、社会平等与贫困、民主参与、文化多样性以及妇女问题等。笔者认为，世界城市探讨的问题将逐步细化、系统化和多元化，开始服务于一个基本诉求，即让城市更舒适、更便捷、更宜居、更安全；世界城市应引领城市功能向普惠、人本、公义、和谐的价值导向发展，并成为城市环境建设的目标和本质所在。
3 典型实例剖析
（1）突出城市文化主题是城市实现国际化，迈向世界城市的保障，是城市发展的灵魂。诸多的世界名牌城市均具有突出的文化主题，如水上之都威尼斯、港口之都鹿特丹、旅游之都夏威夷、建筑之都罗马、电影之都洛杉矶以及时装之都巴黎等。在长期的发展中，主题文化逐渐成为名牌城市的标志[8]。世界城市与名牌城市类似，即率先通过品牌打造，形成城市发展个性，体现城市发展品质，最终通过这种高品质的塑造，形成更强的经济吸纳力，以及民众的整体创造力。如在旅游之都夏威夷主题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抓住了两个特质性资源：一是作为太平洋中部热带海洋岛屿的自然特质，这一特质为夏威夷提供了成为旅游胜地的地理可能；二是作为南美岛国的历史民俗文化，这一特质为夏威夷提供了成为旅游胜地的文化可能。在对这两个特质的融合与升华过程中，夏威夷发挥了原创精神，对土著文化进行了保护与加工。同时，通过构建一系列高档的度假酒店和与旅游主题相关的民俗公园等硬件设施，加强了这一主题的可操作性；强化了民俗与旅游的吸引力，使夏威夷古典主义的城市主题文化成为了世界游客向往的中心。
（2）国家战略在世界城市培育过程中将发挥重大作用。在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跨国公司首先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成为世界城市实现快速发展的核心元素。但东京作为特殊案例，与纽约、伦敦以及巴黎等世界级城市略有差异，是典型的规划引导型世界城市。这主要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一是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主要依托国家经济实力和日元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发展非离岸金融业，并通过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巩固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发挥其对世界金融资本的管理与控制作用；二是日本通过构建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信息中心，强化包括高校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在东京的高度集聚，推动信息的生产经营，使之率先迈入信息化时代；三是政府确立并维护东京的世界城市定位，如由财政部控制银行体系，鼓励公司企业向银行借贷，并由商业银行组建Keiretsu网络监督工业的发展，通过中央集权控制资金借贷，使作为首都的东京市在执行政治决策中心功能的同时，强化了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冠军”[5]
（3）城市环境建设日益成为世界城市关注的焦点。从国家与城市发展战略的角度看，工业化与信息化时代，世界城市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先驱，成为攫取世界价值资源的工具。随着世界城市的深度发展，各国开始关注宜居环境的建设。如东京早在21世纪初便将环境建设与维护作为战略性产业，包括废弃物处理业、再生利用产业、环境修复蛳创新产业和环境关联服务业，其中后者涉及环境经营系统构建、ESCO事业顾问、排放权交易活动援助等，环境教育、环境广告、环境旅游等环境信息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环境综合评价制度在东京都范围内全面实施。此外，伦敦迫于城市环境压力，21世纪初也提出了构建“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示范性城市”的目标，旨在实现“持续高速地、多样化地经济发展”、“社会内涵的提升”、“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改善”3大主题的平衡，广义的城市环境建设的概念日益提上日程，并制定环境规划草案。该草案涉及生物多样性、文化多元化、环境噪声以及空间发展战略等诸多内容，并融入一系列社会性活动，如获取绿色代码、鼓励商家使用可循环材料、推行无汽车日、反垃圾运动、建立零碳释放能源以及为城市农田提供资金援助等，以保障规划草案的有效落实[8]。
（4）科学合理的空间组织结构成为保障其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这种所谓的空间结构表现为两个层面，即都市区层面和城市建成区层面。例如，就都市区层面，巴黎的《法兰西岛地区发展指导纲要》（1990—2015）提出打破行政边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调整区域空间、构建多中心的巴黎地区的思路。一方面可以整合周边地区优势资源，通过建立伙伴关系，提高区域整体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强调不同层次城市集合在规模、功能和区位上的多样性及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协作，作为加强区域整体性的重要手段。同样，《东京规划2025》对空间组织结构和各功能主体的职能定位也进行了明确的设计（表2）。就城市建设区范围，各世界城市也进行了相应的规划设计，如伦敦的几个分区相对具有较为明显的功能分工。其中伦敦城是金融资本和贸易中心；西伦敦是英国王宫、首相官邸、议会和政府各部所在地；东伦敦是工业区和工人住宅区；南伦敦是工商业和住宅混合区；北伦敦是主要居住区；港口区指伦敦塔桥至泰晤士河河口之间的地区，以港口经济为核心，兼顾一部分商务和居住功能。
4 发展模式展望
2008年金融危机使世界城市的发展受到重创，这导致各个领域对世界城市的发展模式开始反思。例如美国加州推进“去国家化”和“超国家化”的全球化进程，却在危机后成为首个濒临破产的联邦州。另外，关于世界城市发展的负面社会效应、文化的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交锋、都市文化与邻里社区文化、草根文化的博弈、世界城市闪耀的全球化光环与区域及城市层面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等。
因此，危机后的全球化走势成为决定世界城市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据研究，金融危机将导致国际资本流动与直接投资持续下行，金融全球化将因管制加强而显颓势；全球贸易将触底反弹，进而改变贸易地缘格局与贸易空间结构，从而加速区域一体化；制造业产业梯度转移趋势仍将继续，甚至扩大。传统世界城市在冲击下丧失标杆作用，世界各国的区域性城市（如北京、迪拜、圣保罗、孟买等）正在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实现“后发争先”的竞争优势。
（1）坚持经济体系的完整性，即在保障专业功能突出的基础上，凭借其强大的人力技术资源和创新优势，强化城市发展的综合性，塑造全能型的社会经济实体，并不失时机地加强工业体系的构建，发展高技术产业，夯实技术创新能力，保持经济增长活力。
（2）着力打造经济一体化区域，即在发挥城市个体在世界经济网络中重要地位的同时，一方面要求以区域性核心城市为龙头，构建相对稳定的全球经济分区，如亚太经济区、东北亚经济区；另一方面，要立足区域性城市群，有重点地培育二级节点城市，使之形成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与社会实体，强调基于实际工作人口通勤流量来识别城市实际经济能量的边界，并防止把本土意识和腹地概念泛化，以化解世界经济波动的风险，提高城市群范围内各节点的空间运行效率。
（3）积极创造一种符合世界城市功能定位的城市环境，即在缔造与改善优越的自然环境外，更多地要创造一种轻松、自由、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欲的人文环境，塑造优美的居住环境、方便的购物消费环境、现代化的办公环境、高品质的商务服务环境、轻松的交往环境……，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阳光、勇于开拓进取的时代创新精神，代表着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
（4）重视、培育本土文化，并竭力发挥其固有价值。即在弘扬国际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弘扬立足本地资源的城市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建筑文化、自然文化、管理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深入挖掘与培植本土文化，使之成为一种特质文化，加速主题特质化认同进程，消除城市文化与城市经济之间存在的扭力，在发展中城市各个体系中形成一种系统合力，防止城市发展内耗。
5 对北京未来启示
瞄准建设世界城市、启动大国崛起的城市发展战略逐渐成为首都北京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北京市在某些领域已经具备了世界城市发展的基本条件，如2009年金融业对北京市经济增长贡献率达16.7%，成为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量，位居世界第15位；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居全球第3位，仅次于东京和巴黎；人均GDP首破1万美元，位居中等富裕城市行列，标志着北京发展阶段的升级，跨入国际城市门槛；第三产业的比重预期将达到75%左右，已接近国际公认世界城市标准的底线；国际航空港年旅客吞吐量超过6 500万人次，成为世界第4大机场；规划到2015年，轨道交通将达560公里，位居世界前列[9]。另外，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展示了北京和中国的实力，也提升了首都城市的国际影响力。
虽如此，北京市距离世界城市的目标尚有一定的差距。如1万美元的人均GDP距离世界城市公认的1.5万—2.5万美元的标准尚有差距；目前北京的国际组织总部只有国际竹藤组织、联合国亚太农业工程等少数几个，且缺少具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而伦敦有57个；目前文化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传统领域，缺少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团体和文化活动。另外，科技孵化能力、创新能力、环境质量等与世界城市也存在较大差距。
通过世界城市基本特征与规律的研究，对比北京市与世界城市的差异[9]，北京市迈向世界城市需要强化以下几个方面的攻关：
（1）加强投资环境与创业环境建设，积极培育具有国际影响的生产性和经营性跨国企业，尤其是生产性跨国集团，提高其在全球的经济管理与控制能力；另外，积极引进跨国企业，加速其国际化进程，使之成为迈向世界城市的有力支撑。
（2）创建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国际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积极培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体系，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金融人力资源体系，以及符合发展需要和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体系和软硬并举、开放多元的金融环境体系，使之成为迈向世界城市的第一平台。
（3）加强技术和制度创新，即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提高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地位，淘汰落后产能，加速制造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模式的调整，整合北京市及其周边城市的优势资源，构建区域性技术孵化平台，提高知识密集度，使之成为提高城市自我创新能力的基础保障。
（4）加强新型服务业的发展，积极开拓文化创意产业、信息服务，以及投资咨询、决策咨询等咨询服务；为专利、商标、版权、软件等提供的代理、转让、登记、鉴定等知识产权服务。支持总集成总承包、融资租赁、科技研发服务、设计创意等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推进技术推广、技术转移、技术经纪、科技交流、科研支撑条件共建共享，以及产品质量认证和质量监督检验检测服务。
（5）加强北京市与天津、唐山、大连、青岛等地区的分工协作，率先构建融京津冀、辽东半岛、胶东半岛诸中心城市一体发展的环渤海湾经济共同体。在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体系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企业生产与管理层面的合作，使技术孵化、生产营销、后勤保障实现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远期，则需要加强北京与亚太地区、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建立国际化的区域发展联盟。
（6）加强北京市城市运行环境建设，即结合“数字奥运”的建设成果，加强环境信息化建设，构建物联网体系，将北京市建设成为“感知北京”和“智慧北京”。另外，通过城市环境建设指数、城市运行指数等城市运行与发展关键指数的构建，实现运行环境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管理，使之成为提高城市运行效率的环境保障。
（7）围绕“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战略目标，重整北京市人文资源，有侧重地建设文化北京、创意北京、创新型北京，形成便于各民族文化之间对话、交流、沟通的现实平台，以及北京触摸世界、世界感知中国的大国文化基地，使之成为世界文化之一脉，与古罗马文化、古希腊文化等特色文化并驾齐驱，促进北京走向国际化。
（8）加强北京市城市空间的优化与协调管理。如加强行政资源整合，缓解产业增长与用地限制的关系；实现创新园区的空间协调，发挥创新资源优势，以及优化金融空间体系、通过空间整合协调创建宜居空间、协调城乡经济社会空间分异，尤其是加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规划等，为创建世界城市奠定空间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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