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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城市设计研究所(福州)所长李雄飞
1、历史文化名城体系的确立开辟了中国城市建设的新篇章
1982年以前，尽管我国事实上已经存在着数以百计的古城，并保存着大量的古文化遗址、优秀的古建筑和非常富有特色的传统民居，但由于没有将其确定为“历史文化名城”，对传统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部门仅限于文物管理部门，还不能影响和干预城市建设的总方针，难以形成系统。历史文化名城体系确立之后，城市建设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和思维方式，以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保护和宏扬为基点来开发、建设城市，即从文化角度研究城市的生长过程，比单纯地从物质计划原则来规划、建设城市，增加了深层次的、更有益于拓展人类文明成果的精神内涵。这使城市建设从单纯的房屋排列、市政设施计划转向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活动。这种文化活动恰恰体现了城市建设行为的本质意义：城市要为培养具有高尚品德的现代化新人提供一个完美的物质环境、一个能促进人类生存文明发展的空间。
人们通过对名城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更为深入地认识了城市的本质。而在此之前，城市的主题文化很不明确，文化古迹、古建筑未被作为重要的城市特色构件提到一个相应的重要地位上来，更谈不上要以此作为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使城市出现了趋同现象。历史文化名城概念的提出，使这些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找到了拓展新城市空间的途径。这一途径使城市的环境质量产生了质的飞越。如名城泉州，以“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带动城市发展的一个主题文化，国际“海上丝路文化”研讨会、海上交通展览馆、瓷器与宋代海船馆、歌仔戏、拍胸舞……把历史文化、现代文化、习俗、民族风情等与城市建设融为一体，激发了海外侨胞关注家乡建设的热情，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凝聚力，同时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西安以“唐城”作为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主题，“三唐工程”、环城公园、钟鼓楼广场等重大建设项目既继承了传统文化，又形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价值升华；名城喀什，以维吾尔文化和民族风貌特色为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建造了一大批富有民族特色的街道和建筑，如阿热亚路、库尔代木瓦扎路、玉素甫•哈斯哈吉甫陵园、喀什汽车站、民族贸易商场等(图1，图2)；首都北京，尽管建筑界对它的新建筑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尖税的批评，但就单体建筑而言，近年来在保护古都风貌的总原则下还是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建筑设计作品，使那些企图以“现代化”的名义大肆进行“建设性破坏”的房地产商受到了某些限制和制约。
“历史文化名城”概念的引入，不仅在全国范围内保护了一大批极其优秀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乡、名村，而且也使许多中小城市从建设方式的困惑中走出来，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明确了城市建设应从对传统文化内涵的保护和发掘出发的原则，从而在街道风貌、建筑形象的塑造上找到了一条可持续深入研究的正确途径。如河南安阳，以“殷商文化”为名城规划建设的主题，在建筑创作、雕塑、壁画与环境艺术等方面，都在寻找“殷商文化”研究与城市建设的结合点。这种寻找无论是在文化史研究上，还是在实用技术美学上，都将成为一个新的转折点。一旦这种研究进入更高层次的境界，城市的综合素质、环境质量、文化内涵都将得到极大的提高和丰富，并将引起城市精神面貌的质的飞跃。
2、困境中的历史文化名城
在我国，大多数已经批准的历史文化名城都陷入了资金短缺的困境，使“历史文化名城”这一美好的概念与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文化素质偏低的现状条件不相称，使名城的建设陷入了困境。
2.1 资金缺口大，难以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
天津市是一座外来建筑文化十分丰富的名城。整修优秀的近代建筑，这在天津市政府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已达成共识。市容委员会在过去十年间共维修、复原了数千幢优秀的近代建筑，既缓解了住房紧张的情况，又开创了我国通过整修来保护旧城的优秀先例。但由于资金短缺，天津市政府没有能力把一组组精彩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特别高的近代建筑群买下来，只好将这些未来可以成为高等级宾馆、高等级美术馆、博物馆的建筑群交还给住户。要这些住得十分拥挤的住户保护好精美的建筑看来是不可能的，即使暂时限制了临时搭盖、改建，但长此以往也会因大面积的私拆乱建而使整修的成果付诸东流。
2.2 资金充足未必能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在保护名城、修复古建筑群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泉州也有不少不尽人意之处。某台商来泉州复建谯楼(文革中被毁)，为泉州复原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古建筑。同时，这位台商也投资兴建了一座体育馆，而其选址就在谯楼前广场的西侧。历史上的谯楼，最重要的景观就是远眺开元寺内的东西塔。当地政府没有将这一情况向台商解释清楚，使新建的体育馆遮挡了观赏古城内著名的东西塔的视廊，这成为一个遗憾。
由此可见，资金充裕时，最容易被破坏的是城市的逻辑结构，如盲目地填河造地造成内涝，堵塞城市“吐纳暑气”、进行空气交换的河道(在我国古代汗牛充栋的县志等文献中，许多县志都提到了城市中内河的作用具有“吐纳暑气”的功能)，不恰当地布置高层建筑，遮挡名城历史上著名的景观等。
2.3 过于饱和的环境容量对历史文化名城构成威胁
由于我国人口密度高，城市用地相对狭小，城市常常被过度开发。辽宁古镇兴城是明代抗清英雄袁崇焕督建的古城，“万顷蟹田”是其两大著名海滨景观之一。兴城海滨的滩涂湿地，在落潮时会全部暴露出来，面积有几平方公里。由于成千上万的海蟹在阳光下的滩涂中出没，整块大地像在运动一般，令人震撼称奇。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期，大批疗养院在滩涂(当时尚无“湿地”保护意识)上填土建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现已达到200余家。环境容量达到了超饱和状态，“万顷蟹田”的景观没有了。
2.4 房地产开发商容易参与“建设性破坏”
在历史文化名城中，房地产开发商经常由于局部地段的保护问题而成为“建设性破坏”的主要参与者，特别是当房地产开发商文化水平较低，并与政府中某些急于要政绩的腐败份子勾结在一起时，更是如此。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在许多名城的所谓“旧城改造”中推行大体量、高密度的建筑群，使本来十分拥挤的旧城变得更加拥挤，只好再拆迁房屋，再拓宽马路，形成了恶性循环。一些有价值的民居也在这种大拆大改的浪潮中被破坏了。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来说，旧城是传统民居的集中地区，因此急于进行“旧城改建”是不明智的，这很容易导致在没有调查清楚传统民居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之前就将其拆除。对于大多数名城来说，旧城中绝大多数房屋质量都比较差，究竟要以怎样的原则进行保护和建设一时还难以确定，但危房改造又迫在眉睫。笔者认为，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由政府或一些民营机构收购被列为保护对象的传统民居，并将其改建为民俗博物馆或传统民居式的宾馆，这在绍兴、洛阳等地都有成功的经验。
在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中，最容易被破坏的除了民居外，当属近代建筑。人们普遍对近代建筑的保护不如对古建筑那么重视，而且业主也比较难以接受一个把要保护的近代建筑与新建筑结合起来的设计方案(因为这要多花钱，施工也很复杂)。这与全民族对艺术珍品价值的认识水平有关，也与经费不足有关。若不从现在开始研究建设原则、技术措施、设计方法，并对所要保存、保护的文化建筑珍品进行一定的深入调查和研究，那么一批文化建筑珍品在城市建设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将是不可避免的。
2.5 有“历史”，但没有“文化”
十年动乱之后，尽管各种宣传媒介已经对古建筑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进行了很多的宣传，但并没有让所有的部门和单位都能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市长一级的领导干部。如何提高他们的文化认识水平，并使他们在行动上予以支持，还需要经过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
有“历史”没“文化”的现象并非只存在于个别名城。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各个发展阶段里曾经繁荣昌盛的地方，伴随着历史的变迁，都有不同程度的衰落。一些名城由于缺乏考证资料，往往被盲目地改建、复建，使有价值的原貌和储存历史信息的部分消失了，却被一批假古董取代。如名城漳州，拆去了残存的古城门的墙基，复建了一座贴瓷砖的古城东门，使新城门成为一个可笑的建筑立在那里。又如在莆田，号称“莆田天安门”的古谯楼的承台原为白色花岗岩，却被抹上一层水泥沙浆，还被涂成难看的紫红色。曾被誉为小上海“东方威尼斯”的涵江，完全可以和威尼斯媲美的宫口河岸拱廊建筑群，却在文革以后、经济大潮初期被拆除殆尽。
3、从对文化内涵的研究出发，开创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新局面
从目前我国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现状看，反映出来的并不全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更多的是文化素质方面的问题。例如，首都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可是从破坏城市总体格局和文物保护单位，到不断增加首都不该有的职能从而造成人口的爆炸……哪一个问题的本质不是文化问题呢？！这种有文化和没文化、高层次文化与低层次文化、真文化与假文化的斗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如果能够认真地考虑一下梁思成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保护北京城的意见；如果不拆除北京城墙而另外建一个新北京城；如果北京不过多地把所有的中心职能都集中起来……现在保护这座名城就容易得多。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决策部门的文化意识、知识水准。
反思一下近代中国，文化扭曲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中反映得更为突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是所有真理中最浅显的一个，可是一遇到具体需要保护文化古迹时，要向一些名城的主管单位说明这一基本道理却十分艰难。事实证明，宣传民族文化的意义、宣传保护古建筑和一切古文化遗产的意义，仍然是今后一个重要的、长期的任务。
3.1 从研究城市历史文化深层次内涵出发，进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决策
近十余年来，人们对九十多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历史、城市文化、城市习俗与民族风情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几乎每座历史文化名城都以某个文化主题为中心，进行了深入的专项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以发掘文化内涵为先导的城市建设原则决策工作。如西安的唐文化，荆州的楚文化，开封的宋文化，洛阳的周文化，安阳的殷商文化，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天津、上海、大连、长春、青岛、哈尔滨的外来建筑文化等。并且通过对各种相关文化的研究，可逐渐集中一批对本城市历史、文化、艺术有一定研究和造诣的学者。这些学者参与城市建筑决策，保证了城市建设方式的正确性。如泉州的研究历史文化名城的学者多达数百人，研究课题多达数百项，从科学史、文化史、宗教史、艺术史到具体的群众艺术、陶瓷、造船、雕刻、戏剧、民俗、语言、绘画……几乎无所不包。有些学者还到国外进行讲学，形成了名城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一学者群的形成，对泉州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许多决策进行监督、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某些破坏行为。
建立这样的学者群，并不是很容易的工作。因为这一学者群是松散的，分布在城市的许多部门，它可能以某个文化团体或机关如文物局、文管会、规划处、建委、文化局等为核心，也可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民间学者。市长和各级管理部门应支持和扶持他们，使他们能够逐渐成为市长的“智囊团”。
3.2 建立主题文化体系
历史文化名城在发展过程中必定形成了某种文化意义上的结构逻辑性，并将其反映在城市格局和建筑空间上。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应传承、拓展这些历史结构逻辑和文化体系。
历史文化名城由于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既丰富又复杂，除了有文化的大系统外还有若干个子系统。名城学者群的首要任务就是弄清文化形成过程的各个细节，必须了解这个系统的总体情形及子系统的局部状况。一般来说，城市发展的历史鼎盛时期的文化，常被作为该城的主题文化。这样容易抓住重点，形成城市特色单元。
若不能按照历史文化空间体系逻辑来组织和构成分散的特色单元，将不会形成鲜明的城市风貌特色。因此，需要一个历史文化体系，按照体系决定各个子系统的重要性。有些子系统会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什么遗存或痕迹，这就需要仔细研究它的出现方式。有些主题文化特别明确的城市如辽宁兴城，是明末的防御性战略城市，它的大系统是军事防御系统，其子系统就是防御中的各个环节，每个环节均应有相应的出现方式与展示方式，才能给人以完整的印象。
3.3 慎重地研究城市发展的每一个步骤，体现规划的预见性
安阳市在选择跨铁路市内立交桥的位置时，并没有仔细地研究这一立交桥建成后对城市结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当大桥施工后，立刻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从西城跨铁路线进入东城后，下桥的直线正对着重要文物文峰塔，使文峰塔面临着两种威胁，一是因要建设巨额投资的新桥而被拆毁(或迁建)，二是因要寻找下桥通道而被切割历史文化环境。无论哪种选择，都对文峰塔构成了致命的伤害。
因此，城市“规划人”的聪明才智主要表现在预见性方面。许多危机都是由决策之初埋下的隐患引起的，都是可预见的，只因出于行政干预或者出于私心，决策者就丧失了预见力。预见、预测是规划师最重要的思维中心。城市建设的每个步骤都将成为日后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的“伏笔”。特别是在历史文化名城里，当决定将第一幢高层建筑矗立在传统民居聚集区时，规划师应该立刻深思，旧城的恶性循环是否将由此开始；当重要设施选址之初，规划师的职责就是迅速判断这一选址伴随而来的是影响了哪些城市职能，甚至完全改变了城市的哪些运行方式。例如，20世纪70年代以前，天津市有水旱码头，这些水旱码头具有数百年的历史，并且从解放桥至塘沽全是可以开启的浮桥，海内船只可以在每日规定的时间里(中午12时至下午2时)上溯至市中心区，解放桥一带有国内外客轮往来，城市充满了活力。文革后期，为解决城市供水不足的问题，天津市将全部浮桥改为固定式桥，并修建了防潮闸(理由是为了几千亩鱼塘、农业用地不再盐碱化，却忘记了1945年海河洪水期间，党中央曾为保卫天津市、河北省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从此，海河失去了存在的真正价值，变成了带状水库，从而使天津完全失去了世界港口城市的丰采。从技术上看，水库与防潮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闸位的选择。这一决策的结果，我们的后代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个死水的“狭长水库”会以怎样的速度淤积，这是不言而喻的。另外，客运码头是否进入天津市中心区，看起来像一个技术问题，实际上却是城市生命线的问题。从景观学的意义上说，在世界上，由于客运码头的外迁而造成城市经济大大下滑的，天津是惟一一例。类似的情况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每天都可能发生，也许某一个看起来并不重要的决策会在某一天危及城市的正常发展。因此，城市规划管理决策必须是慎之又慎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结论，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是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应该汲取的真理。
而且，我们对城市发展的规律并没有完全认识，许多信息并没有全部被破译或识别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与历史文化名城有关的决策就要更加谨慎。例如，苏州具有水网与路网相叠加的城市结构体系，我们是否已经弄清了这一历史成因的全部信息呢？大量地填河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至今并没有一份完整的、详尽的论证报告。又如北京的三环、四环、五环及无限延长的中轴线，这种模式对未来的影响是非常值得认真论证的。这些问题亟待领导者和规划专家们一道审慎地去研究，必要时还要进行科学模拟实验。只有认真地探讨历史文化名城发展的每一细节，并具有英明的远见，才能使名城建设真正走向科学的、量化的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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