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主题文化新体系（三）

    从对文化内涵的研究出发，开创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新局面

　　从目前我国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现状看，反映出来的并不全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更多的是文化素质方面的问题。例如，首都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可是从破坏城市总体格局和文物保护单位，到不断增加首都不该有的职能从而造成人口的爆炸……哪一个问题的本质不是文化问题呢？！这种有文化和没文化、高层次文化与低层次文化、真文化与假文化的斗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如果能够认真地考虑一下梁思成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保护北京城的意见；如果不拆除北京城墙而另外建一个新北京城；如果北京不过多地把所有的中心职能都集中起来……现在保护这座名城就容易得多。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决策部门的文化意识、知识水准。

　　反思一下近代中国，文化扭曲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中反映得更为突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是所有真理中最浅显的一个，可是一遇到具体需要保护文化古迹时，要向一些名城的主管单位说明这一基本道理却十分艰难。事实证明，宣传民族文化的意义、宣传保护古建筑和一切古文化遗产的意义，仍然是今后一个重要的、长期的任务。

1 从研究城市历史文化深层次内涵出发，进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决策

　　近十余年来，人们对九十多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历史、城市文化、城市习俗与民族风情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几乎每座历史文化名城都以某个文化主题为中心，进行了深入的专项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以发掘文化内涵为先导的城市建设原则决策工作。如西安的唐文化，荆州的楚文化，开封的宋文化，洛阳的周文化，安阳的殷商文化，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天津、上海、大连、长春、青岛、哈尔滨的外来建筑文化等。并且通过对各种相关文化的研究，可逐渐集中一批对本城市历史、文化、艺术有一定研究和造诣的学者。这些学者参与城市建筑决策，保证了城市建设方式的正确性。如泉州的研究历史文化名城的学者多达数百人，研究课题多达数百项，从科学史、文化史、宗教史、艺术史到具体的群众艺术、陶瓷、造船、雕刻、戏剧、民俗、语言、绘画……几乎无所不包。有些学者还到国外进行讲学，形成了名城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一学者群的形成，对泉州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许多决策进行监督、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某些破坏行为。

　　建立这样的学者群，并不是很容易的工作。因为这一学者群是松散的，分布在城市的许多部门，它可能以某个文化团体或机关如文物局、文管会、规划处、建委、文化局等为核心，也可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民间学者。市长和各级管理部门应支持和扶持他们，使他们能够逐渐成为市长的“智囊团”。

2 建立主题文化体系历史文化名城在发展过程中必定形成了某种文化意义上的结构逻辑性，并将其反映在城市格局和建筑空间上。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应传承、拓展这些历史结构逻辑和文化体系。

　　历史文化名城由于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既丰富又复杂，除了有文化的大系统外还有若干个子系统。名城学者群的首要任务就是弄清文化形成过程的各个细节，必须了解这个系统的总体情形及子系统的局部状况。一般来说，城市发展的历史鼎盛时期的文化，常被作为该城的主题文化。这样容易抓住重点，形成城市特色单元(图4)。

　　若不能按照历史文化空间体系逻辑来组织和构成分散的特色单元，将不会形成鲜明的城市风貌特色。因此，需要一个历史文化体系，按照体系决定各个子系统的重要性。有些子系统会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什么遗存或痕迹，这就需要仔细研究它的出现方式。有些主题文化特别明确的城市如辽宁兴城，是明末的防御性战略城市，它的大系统是军事防御系统，其子系统就是防御中的各个环节，每个环节均应有相应的出现方式与展示方式，才能给人以完整的印象。

3 慎重地研究城市发展的每一个步骤，体现规划的预见性

　　安阳市在选择跨铁路市内立交桥的位置时，并没有仔细地研究这一立交桥建成后对城市结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当大桥施工后，立刻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从西城跨铁路线进入东城后，下桥的直线正对着重要文物文峰塔，使文峰塔面临着两种威胁，一是因要建设巨额投资的新桥而被拆毁(或迁建)，二是因要寻找下桥通道而被切割历史文化环境。无论哪种选择，都对文峰塔构成了致命的伤害。因此，城市“规划人”的聪明才智主要表现在预见性方面。许多危机都是由决策之初埋下的隐患引起的，都是可预见的，只因出于行政干预或者出于私心，决策者就丧失了预见力。预见、预测是规划师最重要的思维中心。城市建设的每个步骤都将成为日后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的“伏笔”。特别是在历史文化名城里，当决定将第一幢高层建筑矗立在传统民居聚集区时，规划师应该立刻深思，旧城的恶性循环是否将由此开始；当重要设施选址之初，规划师的职责就是迅速判断这一选址伴随而来的是影响了哪些城市职能，甚至完全改变了城市的哪些运行方式。例如，20世纪70年代以前，天津市有水旱码头，这些水旱码头具有数百年的历史，并且从解放桥至塘沽全是可以开启的浮桥，海内船只可以在每日规定的时间里(中午12时至下午2时)上溯至市中心区，解放桥一带有国内外客轮往来，城市充满了活力。文革后期，为解决城市供水不足的问题，天津市将全部浮桥改为固定式桥，并修建了防潮闸(理由是为了几千亩鱼塘、农业用地不再盐碱化，却忘记了1945年海河洪水期间，党中央曾为保卫天津市、河北省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从此，海河失去了存在的真正价值，变成了带状水库，从而使天津完全失去了世界港口城市的丰采。从技术上看，水库与防潮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闸位的选择。这一决策的结果，我们的后代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个死水的“狭长水库”会以怎样的速度淤积，这是不言而喻的。另外，客运码头是否进入天津市中心区，看起来像一个技术问题，实际上却是城市生命线的问题。从景观学的意义上说，在世界上，由于客运码头的外迁而造成城市经济大大下滑的，天津是惟一一例。类似的情况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每天都可能发生，也许某一个看起来并不重要的决策会在某一天危及城市的正常发展。因此，城市规划管理决策必须是慎之又慎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结论，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是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应该汲取的真理。

    而且，我们对城市发展的规律并没有完全认识，许多信息并没有全部被破译或识别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与历史文化名城有关的决策就要更加谨慎。例如，苏州具有水网与路网相叠加的城市结构体系，我们是否已经弄清了这一历史成因的全部信息呢？大量地填河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至今并没有一份完整的、详尽的论证报告。又如北京的三环、四环、五环及无限延长的中轴线，这种模式对未来的影响是非常值得认真论证的。这些问题亟待领导者和规划专家们一道审慎地去研究，必要时还要进行科学模拟实验。只有认真地探讨历史文化名城发展的每一细节，并具有英明的远见，才能使名城建设真正走向科学的、量化的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