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给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可谓是“病入膏肓”。从目标趋同到功能重复，从产业同构到形象单一，从千城一面到特色危机，从盲目扩张到摊大饼式发展，从空气污染到交通拥堵，从人文精神失落到城市文化贬值，从城市功能紊乱到城市定位模糊。造成这些城市规划问题的“原罪”，都是传统城市规划专家没有创新造成的。
为什么中国传统城市规划专家没有创新呢？研究其深层次原因，就是因为传统城市规划专家不会创新、不敢创新和不能创新。
一、 为什么传统城市规划专家不会创新呢？
原因就是创新不是什么人都能创新的。创新必须有勇于变革的精神，必须会打破传统的条条框框，必须有跨学科的知识积累。如果传统城市规划专家不具备这几个条件，他就不会创新。而我们的传统城市规划专家大多都不具备这几个条件。
就像当今城市最棘手的问题——交通拥堵问题。传统城市规划专家对它一直束手无策，而深圳一位董老先生，一个不是学专业城市规划的老先生，创新出了一种叫“节地畅通城市模式”。而这个“节地畅通城市模式”的创新，董老先生通过7个学科，如城市规划、交通功能学、建筑学、结构学等等，形成了一套全新的“节地畅通城市模式”理论和方法，以此彻底解决了交通拥堵的棘手问题。而那些传统城市规划专家拿着一门学科，去解决现在复杂的交通拥堵问题，怎么能解决得了呢？解决不了，又不去创新；解决不了，又不会去创新，靠这些传统城市规划专家怎么能治理好城市呢？从以上现象说明，这些传统城市规划专家根本就不会创新。
二、 为什么传统城市规划专家不敢创新呢？
传统城市规划专家大多数都是体制内的专家，都是按着等级排辈，一步一步升迁的。前面的大师要是不死，后面的人就不敢提出创新的东西。你提出创新的东西，你把前面大师的理论给否定了，那么前面大师怎么在这个圈里混？前面大师在这个圈里混不下去了，你一个创新者还能在这个体制内混下去吗？所以，传统城市规划专家在那个特定的体制内，是不敢创新的。试想一下深圳的董老先生，如果他在那个特定的体质内，能创新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节地畅通城市模式”吗？根本创新不出来。正是深圳董老先生任过大型国企的总工程师、深圳投资管理公司的总经理、深圳证交所监事会主席、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等职务，之后又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进行“节地畅通城市模式”研究。只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环境、这样精神的人才能敢于创新。所以，只有这种非体制内的专家，才能敢于创新。在一篇介绍董老先生的文章中，记者这样写道：“董老先生讲的‘节地畅通城市模式’，那些规划专家听了都发懵。”为什么那些传统城市规划专家听了都发懵？说明那些传统城市规划专家思想太落后了，否则这些传统城市规划专家听了董老先生的创新东西是不会发懵的。
这也让我想起来了，我在几次建设部举办的城市国际规划论坛上演讲城市主题文化的时候，一位中国最权威的规划专家曾直言不讳的对我说：“你讲的城市主题文化我怎么听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深圳董老先生讲“节地畅通城市模式”，让那些传统城市规划专家听了都发懵的原因了。
三、 为什么传统城市规划专家不能创新？
人们都知道，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创新是要付出成本的。传统城市规划专家捧的都是“铁饭碗”，如果为了一个创新把“铁饭碗”给砸了，那不是付出的成本太高了吗？所以，传统城市规划专家宁可捧着“铁饭碗”在体制内混日子，也不能去创新。谁都知道，传统城市规划存在的问题太多了，给中国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太多了，但传统城市规划专家谁真正对待过这个问题呢？城市建设好与坏与这些传统城市规划专家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因为创新违反了体制内的游戏规则，那么只能被淘汰出局、靠边去。如果不创新，把老前辈们靠没影了，自己也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所以，传统城市规划专家是不能创新的。因此，城市创新型的专家只能诞生于体制外的环境。
创新不是在原有的传统城市规划上进行提升和修补，而是直接在一个更高的或者全新的平台上进行创新和突破。深圳董老先生用了三十年时间，著书三部，创新出了“节地畅通城市模式”，解决了中国城市交通拥堵的难题，可以说董老先生是完全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进行理论架构和模式突破的。而本人用了十年时间，著书四部，发表城市主题文化论文上百篇，创新出了“城市主题文化发展战略规划”全新规划模式，解决了中国城市化目标趋同、功能重复、产业同构、形象单一、千城一面、特色危机等问题，可以说也是完全在一种全新的平台上进行理论架构和模式突破的。而这一切，传统城市规划专家是永远做不出来的。
这也是我和深圳董老先生在城市规划创新上得到温家宝总理重要批示的重要原因。
所以，创新必须要会创新、要敢创新、要能创新。要会创新，就要敢为天下先，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要敢创新，就要敢于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用创新思想、创新精神、创新理论去探索别人没有探索出来的路，创新出城市规划的新理论、新模式；要能创新，就要敢于向传统城市规划专家进行挑战，就要敢于向传统城市规划理论进行挑战，就要敢于向传统城市规划模式进行挑战，就要敢于向传统城市规划机制进行挑战，就要敢于向传统城市规划体制进行挑战。只有具备这种挑战精神，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城市规划的创新者，才能不愧于一个伟大的时代。
中国城市化出现的所有问题的原罪，都是传统城市规划百年之腐朽造成的。
中国城市化用了三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二百年的时间历程，可谓速度之快、发展势头之猛。中国城市化发展就像一列高速飞驰的高速列车，而中国传统城市规划就像一架散了架了老牛车，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速度极不相称。传统的城市规划不但没有为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提供理论上、模式上、技术上、能量上、创新上的规划保障，反而为中国城市化带来了成堆成堆的问题。仔细解剖问题的根源，就是中国传统城市规划都是沿用前苏联上百年落后的城市规划理论所造成的。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建国六十年，可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模式自打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没有什么改变。这一落后的规划模式，在前苏联已经存在了三十年，在我们国家又延续了六十年，用近一百年这种千古不变的、落后的传统城市规划理论和模式来建设现代化城市，中国的城市化能不出现各种各样、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问题吗？
所以，中国城市规划专家必须会创新、必须敢创新、必须能创新。
江泽民主席曾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民族没有创新就不会进步，一个国家没有创新就不会发展，一个体制没有创新就会落后，一个规划行业没有创新就会拖城市发展的后退，一个规划专家没有创新，就会坑害城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