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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3日 来源：海外网
深圳还在救援。
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有百分之百的努力。除了对这一事件的深挖、问责，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之外，如何举一反三，警示其他城市管理者，也应该是题中之意。
显而易见，于昨天（12月21日）结束的、七常委出席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不会是专为深圳而开。但因深圳的事故，我们对“城市工作”会有更直观的感性认识。
毕竟，上一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还是在37年前的1978年。
这可是个大新闻。
论
把单项工作提高到中央层面来开会，或首次升格、或时隔多年后重开，本届中央已经不乏先例。前者，如群团、统战；后者，如文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被本届中央高度看重，认为不是某一系统、某一部门的事，而是要上升到全局、总体的角度来看、来抓。
那么，城市工作有这么重要么？
是的。本次会议，对于城市的定位有全新表述：“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城市也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的“火车头”；“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
换句话说，这个“城市工作会议”，不仅是事关城市管理、城市规划等狭义“城市工作”，更是从全局、系统的角度来看城市。与此相对的，就只有“农村工作”了——如你所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每年都开。
37年后召开此会，更加具备现实因素的是，城市现在还“病得不轻”。
病
每次出差到其他城市，岛叔都会在三杯过后，推心置腹地跟当地的朋友说，真的不想回到北京（北京土著莫怪）。
除去围城的心理因素，你我皆对城市病感同身受。上下班若开车，堵；地铁公交，挤。车开得多，周围工厂和建筑工地开足马力，霾；超市买个东西、医院看个病，等。住远点儿，累；住近点儿，贵。地铁乞讨走到面前举个碗，烦；看见城管呵斥小贩，居然都漠然。下大雨，水漫大街，更堵；现在还多出要担心垃圾哪儿管。大家心情都不太好，看上去都匆匆忙忙、对自己之外的事情漠不关心。
城市病，症在表层，疾在腠理。没有归属感的城市，来自于异地的陌生感；异地的不融入，也因为房价、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加深。没有户口的城市漂们如此，没有话语权的进城务工人员们更是如此——他们的背后，还有留守儿童、撂荒的土地、空虚的村庄等更多问题。
城市病，同样还有另外一种表达。
比如大拆大建。岛叔的家乡，某一任市委书记就曾喊出过“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的口号，以轰轰烈烈的拆迁造就了一批暴富市民，开着路虎不知道干什么，只好去跑出租；拆完之后的房地产，则全民搞借贷，最后资金链断裂，市政府天天被围。
大拆大建规模有所不同，但造城的运动却在过去一段时期内轰轰烈烈。一位长期留洋的前辈在饭桌上说，即使是在中国的心脏北京，也丝毫感觉不到这里是中国。看上去，这里和世界上、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也没有什么分别。这里，有古迹保护的问题，也有千城一面的问题。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局
要治病，得从根上找。
大城市的土著们会问：嫌城市不好，回家去啊！但大城市漂们会说：除了大城市，我们又能去哪儿呢？
就拿北京来说吧。在岛叔的大学同学中，江浙、广东的生源，很多并不留恋北京；对他们来说，家乡的机会同样很好，环境也更优。而比如在北京，外地人口聚集最多的，正是河北、河南、东北等人口众多又发展落后的省份和地区。他们或是因为读书来到此地（本省没有什么优质高校），或是因为距离更近、机会更多而选择离家。一方面，大城市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周边的小城市、小城镇也因为资源、人才的“虹吸效应”而长期得不到发展，只能在低端产业上徘徊，众星拱月般地给地区中心城市“作贡献”。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城乡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而如果说到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治理等问题，同样是本难念的经。
在城市规模迅速扩展的时代，古迹保护、环境保护大多不太提得上日程，毕竟建设要紧、规模要紧、政绩要紧，领导层又换得那么频繁。在“建设－政绩－提拔”的默认逻辑下，官员有强大的动力搞建设（更遑论还可能存在经济利益操作空间），一如此前GDP的唯一指挥棒效应；城市项目怎么改、怎么建、谁来建，也往往决策一言堂、拍脑袋，听证会走过场，招标内部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中央巡视组，都在巡视的省份提出“领导干部亲属子女插手基建”问题——没有法治思维，也没有法治监督环境，遂使人治横行。
而由于规划的不合理、拆建的随意性，不仅造成浪费，也带来管理的扯皮。深圳的渣土场，批建归一个部门，管理归另外部门；天津爆炸暴露出的港区和市区的行政重叠，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哪怕不说灾难，就连过早地拆除房屋这件“无伤大雅”、甚至以“砸玻璃让玻璃工有活儿干”式拉动GDP的事，每年中国就在这事儿上（大拆大建——编者注）就能浪费超过4600亿元。
这么说吧，城市工作几乎涵盖你生活中耳熟能详的每一个概念范畴：经济、社会、生态；户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就业、社保；拆迁、建设、上访、城管、卫生、规划……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何况中国认定小城市的规模都是城区常住人口超过20万呢。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治
病重、活儿多、根子深，就必须以全局的目光观之，以更高层级的力量破之。
中央的提法，是抽象性的“五个统筹”。在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一、统筹空间、规模、产业、提高全局性；二、统筹规划、建设、管理，提高系统性；三、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轮驱动，提高持续性；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宜居性；五、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积极性。
听起来抽象，其实也不是太难。
从思路上理解，首先，城市工作这件事是要和国家整体战略对接起来的。前面，连着全国的城区规划、城镇化战略；后面，则有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着。也就是说，无论是优化、培育城市群，还是把城市与农村工作联动，都要放在这个盘子里通盘考虑。说白了，如果全国有十个分布在各个地区的北上广深式的城市、或者次一级的中心城市，不仅中国经济发展将更加健康，对于人口流动、资源配置等社会问题也是极大利好。此次提到的“力争在2020年前完成城市棚户区、危房、老旧小区改造”，与“7000万人口脱贫”存在一定政策关联，也使房地产去库存具备了政策操作空间。
第二，城市管理者应当更有“定位”思维。1978年开这个会的时候，主体放在“建设”上，有时代背景；49年开类似会议的时候，中国城镇化率只有18%，同样需要大搞建设。但现在，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2%，现在已经不是盲目摊大饼、上规模的时候。怎么定位自己的城市？如何结合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文化特色，找到自己的独特卖点？这是摆在所有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道必答题。这个题答得好，近，可以解决千城一面的问题；远，可以掌握改革发展、城市建设的节奏和规划。
第三，城市管理者应当有“服务”思维。此次会议，把“安全”定在了城市工作的首位。这其中，不仅有现实发生的灾难作为背景，更是要让城市管理者思考城市建设、城市管理是为了什么。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应该成为一种叩问、一种自省。与战略、定位相配套，户籍、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属此列；对于环境生态的保护和修复，也不只是对上负责地完成任务。
第四，城市管理者应当有“法治”思维。前任领导定下的规划，不能换个人就变；提倡城市修补、考虑城市历史传承，同样要求不能随便大拆大建。同样，“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确定为城市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同样要求法治思维，而不是政府完全主导，被规划方、城市居民只能听天由命、告解无处。
其实，让岛叔最感兴趣的是这一句：“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城市工作格局”。也就是说，这件事以后不再只是分管领导的事儿，而是和反腐、环保、党建一样，成为了党政一把手的事儿。职责明确，干得不好，责任，也就更好追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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